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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抱怨没人买书，这里是指旧书，对吗？仙逝的马克·帕蒂森生前有一万六千册的藏书，所以他说的每句话都很值得掂量。他曾说，有人告诉他，在他的母校牛津大学，有些人年收入中可自由支配的不下五百英镑，但觉得一年花五十英镑用于藏书就很不错了——对于这个说法他确实相信。信不信由你。因为脾气不大好，这位已故的林肯学院院长对人，尤其是牛津人很悲观。
毫无疑问，很容易就能够找出一些论据来支持买书的风气每况日下的观点。我就认识那么一两个人，不是牛津而是剑桥的（剑桥热衷于文学已经成为调笑的话题），以公事为托辞，或借以参加葬礼，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哪怕路过一家书店时，也不肯进去“仅仅是看看那家伙有没有点东西”。虽然这种事情令人痛心，但与书价单比较一下，这些不好的结论，又算不了什么。把1862年的书目与今年的相比，你不仅是悲观，而可能是痛哭流涕，因为你发现你错失良机！新旧书目比较之后，喜好购书的年轻人，可能会登上报春花山，婉惜他没赶上好时机。
资历颇深的人将之归咎于美国人的竞争。
是吗！干吗不竞争呢？这场新的书业之战是自由之战，不只是私人事务，所以哥伦比亚公司“参战”了。廉价书没有了。如果1900年的购书者能够以今天的价格去购买图书，一定非常开心！但我心中窃喜这是不可能的。真的，便宜书越来越少了。不过几周前我“捡到”（多妙的字眼啊，最适合形容不期而遇）《恩底弥翁》的初版（济慈的诗——喔！是米迪图书馆读者的——不是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小说），只花了大约半克朗——那一天真走运。业内书目剧增，流通广泛，致使书价趋同，令人憎恶。以前踏遍全国，总能淘到一些东西，现在走到哪里，都是六便士左右一本书。伊丽莎白时代的戏曲作品在有些地区保护不严。如果偷袭“美丽的北国”，你将满载而归，购回大量廉价书和一摞内容离奇的旧书。而在英格兰西部，搜罗一大批小说十分容易。记得我几乎没花钱就在托基弄到了勃朗特作品全集的初版。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事实上，乡下的书商由于听说了伦敦书目拍卖的事，并且邮差也送来很多书目，这些都使他们原本应该很乐意将书卖掉，“您知道，我只是想清理书架，腾出点地方，”现在却夸大了手头物品的价值，不愿卖了。这样一来，只好以目录本身为藉了。它们至少不用花钱。不可否认，目录值得一读。
书价高本身就说明了某些事情，也令我们深信，个人图书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
图书馆可以进行自身维持。攒上头两千册不是什么问题，花钱很少。只要有四百英镑和五年时间，不紧不慢，不需要抑制自己的兴趣，按照常规的做法，就可以积攒出一堆书。都是母语书，从此拥有至少一个可以获得快乐的地方。不过要想自豪还不行。有两千本书就骄傲是很让人好笑的。那你拥有两件外套也就值得自豪了。问题开始在藏书超过两千册之后，藏书没有到一万还是少拿出来说好些，除非你有了一万本藏书才有资格发言。
毫无疑问有人遗赠藏书是一件高兴的事。本作者不放弃这种遗产，并特此保证不管尘封多久都乐意接受。不过尽管继承藏书好，但自己收集更好。自己收集的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个性，它的来历——虽然陌生人目光会漫不经心地浏览一架架藏书。每本书你都记得是在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你说的这些事实中的第一点——购书地点别人也许会相信，但价钱就不一定了。
拥有自己藏书的人能够客观地检视自我，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人能够收集到跟他十分相似的图书。如果他跟现在的自己略有不同，就不可能存在现有的藏书。因此，日落薄暮时分，当他凝望一排排心爱图书的书脊时，一定会感慨地说：“它们属于我，我也属于它们。”
即使是通过门上的锁眼，一丝永恒的忧愁也会袭来。翻动熟悉的某一页，可能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他“无穷变幻”、“博大胸襟”，给人带来崭新的思索：你思绪飞转，想起你的朋友利西达斯，满怀喜悦地等待着能够再次听到他对你的发现的看法；你们俩会坐在火炉旁“相互探讨：混过毫无生气的一天”。或者，可能是某种更奇特更温柔的幻想占据你孤寂的注意力，比如菲利普·锡德尼爵士或亨利·沃恩的某种东西，然后你又去寻找菲利斯，只有她最能阐释天上人间的爱情。突然想到利西达斯死了——“英年早逝”——菲利斯那苍白的脸颊再也不能为她那纯洁热情的白光所照亮了！啊！这时眼睛模糊了，书上的字也看不清了。然后你开始想到必然来临，或许就你目前心情而言也还能接受的那一刻，老朋友“远古的宁静”将被打破，粗暴的双手将把它们从习惯的角落拿走，拆散它们友好的伴侣。
“死亡像炮弹一样在它们中间爆炸，
它们被炸得满城皆是。”
它们将形成新组合，减轻他人的劳作，抚平他人的忧伤。我是如此地傻，竟然将任何东西说成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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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乐趣（1）
＇英国＇温斯顿·李安纳德·史宾塞·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年），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生于牛津附近的布莱尼姆宫。1893年考入桑德斯特陆军军官学校，1895年，以少尉军衔编入皇家第四骑兵团。1945年，在反法西斯胜利前夕，因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失去首相职位。其后，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1年，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丘吉尔77岁高龄再次出任首相。1955年因年事高辞职退休，专心撰写四卷本《英语民族史》。1965年1月因脑溢血辞世。
丘吉尔的一生虽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的历史著述和传记文学写作也成就卓著。1946年开始，他便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终于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把他比作“具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
在我看来，世上幸运的人——惟一真正幸运的人是那些以工作为乐的人。这类人并不多，起码不如人们常说的那么多；并且，作家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幸运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至少享受着生活中真正的和谐之乐。我觉得以工作为乐，是人们值得为之奋斗阶层的一种崇高荣誉；别人会羡慕这些幸福的人，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在快乐的激情里找到了生活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工作一小时，也就是享受一小时，休息——甭管多么有必要——都是让人厌烦的插曲，甚至连休假也差不多是一种损失。一个人写得好坏与否，写得或多或少，如果他喜爱写作的话，就会享受其中谋篇布局的乐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伏案写作，不受任何人打扰地坐上四个时辰，加上有足够的上好白纸，还有一支“挤压式”妙笔——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能有一份愉快的职业让人全身心地投入——此愿足矣！管它外面发生什么事！下院尽管做想干的一切，上院也可随便。异教徒或许在世界各个角落怒火汹汹。美国市场大可一泻千里，证券下跌；女权运动兴起——所有这些都别管，无论怎样，我们有四个小时可以逃脱这无趣病态专制混乱的尘世，用想象的钥匙开启藏有大千世界所有宝物的橱柜。
如果说作家没有自由，那么又有几个人是自由的？倘若他没有安全感，又有几人是安全的？作家的工具再普通不过了，极为廉价，几乎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他不需要庞大的原材料，不需要精密仪器，不需要别人鞍前马后地服务。他的职业只靠自己，不靠任何人；只操心自己，任何事都无所谓。他就是一国之君，自给自立。没有人能没收他的资产；没有人能剥夺他从业的资本；没有人能强迫他把自己的才华施展在他不情愿的地方；没有人能阻止他按自己的选择发挥天赋。他的笔就是人类和各个民族的救世主。任何束缚都无法禁锢，任何贫困都阻挡不了，任何关税也无法限制，他任凭思想自由驰骋，甚至“泰晤士图书俱乐部”也只能对他的收获有节制地施加打击。只要尽力而为了，不管作品的结果是好是坏，他都会觉得很开心。我总相信在风云变幻、令人头疼的政治生涯中，有一条通向宁静富饶之地的退路，那是任何无赖都到达不了的地方，我永远不会感到失败的沮丧，也永远不会空虚无聊，哪怕没有权势。的确，在那时，我虔诚地感谢自己生来就爱好写作；在那时，我无比感激每个时代、每片疆土上的所有勇士，是他们作出的斗争确立了现在写作无可争议的自由。
英语是一种多么高尚的语言！我们每写下一页，都沉浸在母语的柔韧灵活、博大精深为我们带来的不容质疑的喜悦中。如果一位英国作家，不能用练达的英语说出他必须说的话，那么那句话或许不值得说。倘若没有深入研究英语，那是何等的憾事！我不是要攻击古典教育。凡是自信对文学有点鉴赏力的人，都不可能漠视希腊文、罗马文。但我得承认，我深深地忧虑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我难以相信这个制度是好的，甚至是合理的，因为它把只有少数特权人物和天才才能欣赏的东西，展示在不情愿接受又大惑不解的大众面前。对大多数公学的学生来说，古典教育始终都是些冗长无用和没有什么意义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告诉我，古典课程是学习英语的最好准备，那我就回答说，迄今为止，大多数学生已完成学业，然而这个准备阶段仍然未完成，也没有收获任何预期的优势。
写作的乐趣（2）
那些无缘成为大学者而又对古代作家有所了解的人，难道可以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英语吗？那些从大学和公学毕业的年轻人，有几人能把一段拉丁诗文娴熟地写下来，足以让坟墓中的古罗马人为之动情！而能够写出几行连珠妙语的人就更少了，更不用说用英语简洁练达地写出几个精彩的段落！不过，我倒是非常羡慕古希腊人——当然我得听别人讲述他们的情形——我很乐意见到我们的教育家至少能在一个方面效仿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使之成为人类迄今所知最高雅、最简练的表达方式呢？他们是否用了毕生的时间学习在此之前的语言？他们是否不知疲倦地潜心研究某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里的原始方言了？根本没有！他们只学习希腊语。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热爱它，珍惜它，修饰它，拓展它，因此，它才能得以延续，其楷模和乐趣供所有后人享用。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既然英语已经为自己在现代世界里赢得了这般举世无双的地位，我们至少能从古希腊人那里吸取些训导，在多年的教育中稍微操点心，抽空去学习一种也许在人类未来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语言。
让我们记住了，作家永远可以发挥最大的努力。他找不出任何托辞不这样做。板球明星也许会发挥失常。将军在决战之日也许会牙疼，也许他的部队很糟糕。舰队司令也可能会晕船——作为晕船者我满意地想到了那意外。卡鲁索可能会得粘膜炎，哈肯施米特也会得流感。对于一位演说家来说，仅仅是想得好和想得正确是不够的，他还得脑筋转得快。速度至关重要；随机应变越来越成为优秀演说家的标志。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行动者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全心全意地付出，而无法掌控的各种事态也许决定着这一时刻。作家的情况就不需要这样。他可以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时再出场。他永远可以把他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他并不依赖于自己在某一天的最佳时刻。他可以把二十天的最佳时刻攒起来。他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等待他的机会多，赋予他的责任也很重大。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忘了是谁说的——“言语是惟一恒久的东西”。我以为这永远是绝妙的思想。人类用石块垒起的如此坚固的大厦，是人类力量最伟大的结晶，也可能会夷为平地，而那一闪而过的言辞，那思绪飞扬时即逝的表达却延续了下来，但它不是历史的回音，不是纯粹的建筑奇迹或令人肃然起敬的遗迹，但它的力量依旧强大，生命依旧鲜活，有时候远比当初说出来的时候更加坚强有力，它穿越了三千年的时光隧道，为生活在现在的我们照亮了世界。
The Joys of Writing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The fortunate people in the world—the only really fortunate people in the worldin my mind—are those whose work is also their not nearly so large as it is often represented to be；and authors are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its to be able to make your work your pleasure is the one class distinction in the world worth striving for；and I do not wonder that others are inclined to envy those happy human beings who find their livelihood in the gay effusions of their fancyto whom every hour of labor is an hour of enjoyment to whom repose—however necessary—is a tiresome interludeand even a holiday is almost has much to say or littleif he cares about writing at allhe will appreciate the pleasures of s table on a sunny morningwith four clear hours of uninterruptible securityplenty of nice white paperand a Squeezer pen—that is true —what more is there than to desire？ What does it matter what hap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