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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危机的起源之所以如此缺乏解释力，是因为经济学家眼中的个人理性和整个体系的崩溃毫不相干。为了不使逻辑过于复杂，经济学家们没有附加限制条件，他们看不出追求最大效用的芸芸众生和市场的起伏以及长期的萧条之间有什么关系。新凯恩斯主义的结论是人具有理性但信息不完全。还有一种观点干脆说人类行为是非理性的，所以市场有效论是子虚乌有，这是行为经济学的要旨，但这种非理性认识论的基础却从未被探究过，用“非理性”来解释所有的“非正态分布”不免显出理论的捉襟见肘。16还有一条退路可以借为托辞，就是格林斯潘所说的：“今天这场危机是百年一遇的，我们无法解释它，大多数时候市场还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在运行。”凡此种种解释都没有触及事态的核心，因为它们都把行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排除在外了。
刺激方案之争（1）
从这场如何突破重围的大辩论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观念是如何对经济政策的形成产生影响的。新古典主义坚信市场要一直得到清理。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市场失灵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和其他摩擦造成的，至于他们是否相信市场一定会失灵，这并不明确。在通常情况下，这两派经济学家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对经济刺激计划却争得面红耳赤。笼统地讲，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任何经济刺激只应该出自一个渠道，即中央银行印制更多的货币；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应该由政府通过债券融资或直接斥资投入基础建设项目进行赤字预算。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的下跌没什么说法，只认为它一定是由于“不可预见的震荡”使货币的供给发生断裂。罗伯特·卢卡斯，《经济学人》，2009年8月，这里“不可预见的震荡”是指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早年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美联储没有通过公开市场的运作来消减货币供给的不足所致，和弗里德曼一样，罗伯特·卢卡斯同意美联储为经济额外注入几千亿美元的做法。
在我看来，伯南克执行的货币政策是迄今为止最有助于阻止衰退的一次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它还会继续凸显它的价值。这一举措出台迅速且具有灵活性，6 000亿美元资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注入整个经济体系，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可以为我们的经济输血，如果有必要，这笔资金还可以随时撤出，它以贷款的方式进入，没有连带新的政府企业，政府没有在私营企业中持股，不实行价格管制，不对企业经营实施其他控制，对各种活动的资金分配政府不插手。这些在我看来是好的行为。17
对现实的让步使卢卡斯陷入了理论的失败。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市场经济是不需要刺激措施的，它们会对市场休克有效地做出反应，由于对货币没有正需求，经济主体亦能准确地预测通货膨胀，货币的注入是不会产生刺激效应的。
反之，保罗·克鲁格曼一直极力推崇财政刺激方案，让政府增加开支。他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同意凯恩斯的论点。“增加政府开支就像医生开的处方，我们暂时不应该担心预算赤字问题。” 联邦政府应该“为失业人员延长福利保障……买下贷款……重新修订条款，让这些家庭仍然能安居在自家的房子中。而且现在也是大力投资基础建设项目再好不过的一个时机，我们国家在什么情况下都太需要了。”18
罗斯福的新政只取得了“短期而有限的成功”，克鲁格曼认为，罗斯福总统的“经济政策太过谨慎”， 奥巴马政府应该“测算出我们目前的经济状态需要多少援助，并在此基础上增加50％。”19萧条经济学又复苏了，“通常的经济政策规律都不起作用了：美德变成了恶习，小心却要承担风险，审慎变成愚蠢 ……要把我们拽出这个螺旋下降的旋涡，政府必须要提供一个以增加开支为基调的经济刺激计划。”20“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在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之间做出取舍。”21银行注资方案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所需的援助是“接近于将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收归国有而所需要的资金。” 克鲁格曼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一致，政府应该是以消费的方式提供经济刺激，而不是减税（除非对一贫如洗者），因为减税而得的部分收入只会被转成储蓄，而不会被消费。22
刺激方案之争（2）
相反，淡水学派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反对财政刺激计划，典型的代表是芝加哥大学的加利·贝克尔教授，他也是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提出警示：“这类政府方案是在匆忙中制定并出台的，一定包含大量的政治分肥和其他无效因素，所以真正的价值未必会得以完全体现出来。” 贝克尔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政府计划，政府消费利大于弊。据一个纳税团体“为有限政府的美国人”分析，奥巴马8 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中包括了用两亿美元整修翻新华盛顿国家广场和为联邦政府官员更换新车，23还有一项开支和避孕措施有关。如果汽车和安全套也可以算做紧急“刺激”消费，那么什么不算呢？这些批评与当时保守派攻击罗斯福新政的“无用功”如出一辙。事实上，保守学派的经济历史学家认为新政妨碍了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自然恢复过程。
在理论层面上，反对财政刺激的保守派观点是英国财政部1921~1931年间反对公共建设的重演，当时的英国财政部辩解说我们要么印制新钞，要么从现有的使用量中“拿走一些”，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约翰·考克瑞在2009年几乎重弹了英国财政部观点的老调：
首先，如果钱不是被印制出来，那它自有出处。如果政府向你借了1美元，你就会少消费1美元，或者你就不借给企业去开展新的投资。政府每增加1美元开支，对应的就是私人开支少了1美元。刺激消费计划所增加的就业数被由于私人消费的减少而引起的失业数抵消了。我们可以建造公路而不是工厂，但财政刺激计划无法做到两全其美。24
保罗·克鲁格曼也被激怒了：
如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有一个基本要点，那就是对萨伊定律的抛弃，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凯恩斯表明一个事实，消费等于收入或者储蓄等于投资，并不意味着总是有足够的消费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不意味着总有足够的投资来使用经济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所拥有的储蓄。
认识到这一点不可不说是重大的学术成就，令人敬佩。所以当看到很多人，倒不是说像约翰·考克瑞这样的学者反对凯恩斯的观点，而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凯恩斯整个观点的意义，我很为之沮丧。25
克鲁格曼的观点无可辩驳，就像BIS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持续高位的公共债务会使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长期的增长潜力。”只要经济处在或接近生产能力的前沿，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并且高水平的公共债务会“挤出”更为有效的私人投资。但我们目前并不处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据之前的预测，当产出低于生产规模的6％甚至更多时，增加公共债务不会削弱资本的积累，它反而替代了因为经济萎缩而没有发生的投资。政府目前大量消费是因为私人部门投资非常有限，过早的“财政强化”有可能会导致生命支持体系的切断，而目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严重依赖着生命支持体系。
货币学派认为印制新钞是拉动私人消费的充要条件这一论断同样也是错误的。它的支持依据是，如果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持有两倍于期望值的货币，他们就会购买物品或选择投资来消费多余的货币，从而提高了价格和产量。如果人们的实际现金收支与他们期望的现金收支相等，以上观点就是成立的。但是当经济在经历着“收支平衡的衰退期”时，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银行、家庭和企业都希望补充它们的现金流以偿还手中的债务，央行发行的货币量远远超过了流入存款的货币供给。货币学派的观点忽略了重新恢复私人部门收支平衡的巨大压力，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四面楚歌推高了私人部门的储蓄比率，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收支平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低迷印证了一点，如果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化，也就是减少赤字，它将加剧而不是减轻经济危机。这就是凯恩斯所称的“节俭的悖论”。为了走出经济衰退，货币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凯恩斯在1936年时写道：“杯到嘴边还会失手，世事难料。”
结论
对凯恩斯而言，这很简单。他也许并不一定能预测金融危机的爆发，事实上他不认同经济生活是由可预测的事件构成的，但他一定会料到经济危机是会发生的，特别是当政府在危机酝酿时没有竭其所能去避免它，而是任由其自然发展，危机很可能就真的出现了。一个有灵性的经济应该建立起一套预警机制，以防金融风暴的袭击。过去30年主流经济学所推崇和促进的一套体制，使类似的金融风暴很容易发生，而且一个世纪中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因为我们存在着认识误区，我们相信，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被准确地估价，所以金融市场会自我调节到最优状态。那些挑战自由市场论政策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无法在两派辩论中胜出，因为他们接受自由市场论者的基本前提：在经济学中，逻辑为纲。但应该是什么样的逻辑呢？现在该是大师登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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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的天才（1）
188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生在剑桥的一个书香世家，正值这座学府处在文明的鼎盛时期，他的圈中好友包括摩尔、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当今最著名的哲学家，凯恩斯还和剑桥的一个另类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结缘，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有很多作家和画家，凯恩斯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当时的英国社会正从维多利亚时代向爱德华时代过渡，凯恩斯赶上了学术思潮涌动、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同时他还心怀极其务实的志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开始积极拯救他并不特别推崇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凯恩斯认为这一制度是可以使社会文明得以延续。他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追求财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的目的是“明智、愉悦和幸福地”生活。他对经济学也并不热衷，希望有一天经济学家能像牙医一样有用。1在他的芭蕾舞演员妻子莉迪亚·罗珀科娃眼中，凯恩斯“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以上这些可以证明这一点。凯恩斯自己也觉得“他的世界观”滋养了他的经济学，使他对人类本性的理解远比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人”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事实上，凭借着他广泛的兴趣和丰厚的学养，他是投身于经济学研究中最为优秀的非经济学家，正因为此，他是伟大和脆弱的结合体，他把对当时社会动荡时期人类行为的一系列深刻的洞见付诸于他的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些见解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被纳入这个学科的核心，所以他的思想很快就被逐出这个学科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思想越来越具有创造性，他的生活方式更接近社会习俗。1946年他因心脏病辞世，为他的国家贡献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对市场运行的理解反映了他个人作为投机者和投资者的经历：在这方面，他很像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当然，对市场的理解并不是建立在直接的经历之上的，凯恩斯非常擅长借助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数据”，建立市场体系实际运行的理论框架。和纯理论家截然不同，纯理论经济学家对混乱的现实视而不见，而是将沉思的目光聚集在他漂亮的模型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坚持认为他的假设应该越接近现实越好，而在其他一些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模型的优点在于他们假设的非现实性。凯恩斯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他天生就有一个公务员所具有的必备素质，他曾在印度事务部和国家财政部工作过好几年。他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最主要的特点是他有能力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很多理论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而临时凑合的，凯恩斯的理论思考总是可以被纳入紧凑的行动计划中，穿插在现有的政府制度中，所以不必在对既定的实践或者更不如说既定的社会秩序——造成剧烈冲击的情况下就得以实施并且奏效。很少有人注意到凯恩斯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充满着哲学智慧的光芒，他所思考的经济生活，其目的和意义都是围绕着伦理。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他具有科学家和布道者的双重人格。所以，凯恩斯在为当代经济问题把脉、诊断和开具药方时，充分结合了他的各种非凡天赋。
他是一个怎样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为他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悼词时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博学的天才（2）
经济学大师必须具备少有的一组天赋……他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一定理解符号的意义，但又能用朴实的语言表述。他一定是在普遍的条件下思考特殊性，同样，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兼而顾之。他在反观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当下，为未来提供方向。人类本性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皆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同时他必须保持明确的目标和公正的姿态，时而像一个超脱而清贫的艺术家，时而像一个识时务的政治家。2
这番描述和马歇尔相去甚远，却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惊人的相似。
他对万事万物充满着好奇心，研究任何一个专题时都会编织一套奇思妙想的理论。他把17世纪的科学家牛顿称做“最后一位魔术师”，3而不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在他中年过后，他时常抱怨说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意思是他们无法从更广博的文化知识中汲取营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