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超过700口人。全家人坚持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时他们还养了115到120左右条狗,它们也和人们一起进餐。如果有一条狗没有及时赶过来进餐,其他的狗都会等在食物边,到狗全齐了后再一起吃饭。”“你看,”英明可敬的康熙皇帝教导说,“陈家和谐的家庭环境,甚至将狗都感化了啊!”
也许,没有必要去调查陈家到底有没有养了这些狗,或者是老皇帝受到了虚假信息的欺骗。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向人们灌输孝道思想观念的不同方式和措施,直到它变成所有美德的同义词和一切宗教最高追求。孔子发现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存在,并在自己的政治伦理中将之一再强调和具体化,增强了孝道的力量。在他看来,孝道是所有私人、国家的美德和智慧的根本与巅峰。两千多年来,他的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政策。他的论述被上到皇帝、皇子,小到农民、乞丐的人所一再引用。对孔子话语的引用可以平息争吵,对矛盾冲突做出最终决断。
毫无疑问,中国长期的持续反复的教育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每一方面保持一致,在维护制度的恒久性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牢固控制住了统治下的人民。
中国的政治制度保持长盛不衰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都是从人民大众中选拔出来的。整个皇室,除了皇帝外,没有多少人占据政府的职位,也没有多少人对国家事务表示过兴趣。皇帝有一份长长的亲属名单:年长的和年幼的儿子、女婿、近亲和远亲侄子等等。但是皇帝只给当中的一部分人封爵,也不存在皇室成员占据政府显耀职位,获取肥利的情况。皇帝赐封的那些爵位一直以来都空有其表,仅仅带着荣耀的光辉;它们仅仅是对个人突出成就的褒奖,不能成为升官提职的标准。从某个角度讲,这些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很快就会消逝。因为朝廷规定每一代人要依次降级世袭爵位。即使皇室成员也不能例外。笔者曾多次雇佣了一位小工。他的家族与皇帝有血统联系,曾经被赏赐佩带黄腰带;现在他是一名泥瓦工,每天赚六美分工钱。
对皇帝和平民来说,那些拥有特殊荣誉的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障碍。就拿皇位继承来说,实际上并不需要严格按照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规定执行。皇长子并不一定就是当然的继承人。皇帝要考察每一个皇子的性格和特点,然后挑选出一位他认为最能处理国家事务的儿子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皇长子经常被搁置一旁。本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就是先皇的第十四子。理论上,皇帝可以完全跳出自己的家族范围,从全国的任一家族中选拔未来的皇帝。但是,这一程序从来没有被实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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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如此稳固?(2)
我们在这里就能看清中国的制度。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子,是帝国数以百万计百姓的父亲。无数的“君王的耳目”——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从人民中间仔细挑选出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人都是敞开的。帝国中每一位男孩都可能是未来的内阁首相。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从政府阶梯的最底层开始,而他所能攀登到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热情和对皇帝的忠诚。这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朝廷中的大多数首辅、阁老、大臣们和那些历史学家们可以找得到的人物,都是从贫困的小后生开始起步的。他们的贫困状态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这里就举一两个名字作为例子。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 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父亲靠租种不到10亩农田来养活一个大家庭。他的同事和继任者沈桂芬 是街头小贩的儿子。如果他的父亲每天能赚到十分钱,就会乐得手舞足蹈了。这些人并不是特例,而是形成了突出的政治现象。
先将西方的选举模式放在一边,单就中国的政府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任命这一点来看,这个伟大的东方帝国和我们美国很相似。两国的政府都由来自民间的官员组成。在中国,和在这里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有志于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话,没有障碍会限制他的雄心的实现。结果都是可以预料的。政府职位被认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全社会有足够多的雄心壮志去填补它。在批评官员行为方面,社会拥有高度的独立性。公众意识中的普遍民主思想在那些将中国政治看作是纯粹专制形式的西方人看来,是畸形的。他们完全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谜团的钥匙。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现象: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完全理解政府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官员品头论足,直到最高层的官员,甚至是皇帝本人。对于前者,他们的评论拥有完全的自由度;批评他们的执政行为和私人生活,奉送他们绰号。实际上,他们是将这些低级官员当作是自己人。一旦涉及到皇帝,他们的言论就谨小慎微,使用最恭敬的词汇和语气。
对于这种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长盛不衰的力量,对于这种中国统治者设计出来的加强政治恒久性的制度,我们不能做过高的评价。管理的缺失或者相反的集权专制,都可能被认为是具体统治者的错误操作,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从而得到宽恕与遗忘。帝国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或者设法找到一两个或亲或疏的亲戚在政府部门拥有一官半职。因此敲诈勒索、违法乱纪等等一长串可能的错误都被人们耐心而平和的接受下来了。如果官员阶层不是从民间选拔产生,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构成民间的一部分,情况可能就是相反了。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将在另外一章有详细的论述。这种制度对维护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长盛不衰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关汉字的趣闻(1)
汉字不是由字母组成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意思。因此他读起来像是一种单音节的语言。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每一个汉字对应的音节比我们的语言要多。平常使用的时候它并不比英语的音节少。在书写方面,它的写法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一本中文书的最后一页恰好是我们的书的第一页。汉字的书写工具是一种用上好的骆驼毛制成的刷子和印度墨水。中国的印刷术产生的时间比欧洲的艺术要早好几个世纪。其过程非常简单。先把手稿按照要印出的样子,一页一页准确地写出来。然后粘在一块木头上。雕刻工人就会把笔画与笔画之间的东西刻掉,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来,其他的地方凹进去。在每个刻好的木块上面刷上墨水,把一张白纸放在上面,按一按,然后拿走,每一页都这样做好,一本书就印成了。在中国,文人们写出几卷本的手稿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但是中国的文学家也像其他地方的文学家一样,不可避免的有字迹不易辨认的习惯。他们的手稿通常来说要由那些专业的抄写员重新抄写。
由于没有字母,并且存在大量汉字,阅读汉语的工作就显得极为繁重。每一个字都要单独去学,当一个学生掌握了一千到五千的汉字的时候,接下来的几千字也要用相同的方法来学习。已经掌握了的汉字对于学习新字没有什么帮助,只是让你可以更快的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形状,以便于分清这些字。一旦你认识了这些看似相同的汉字,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让人去研究。学习外语的学生学到的不仅是如何用这种外语进行思考或者讲话,他还更多的了解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每个字都是一幅或清晰或模糊的照片,它上面印着这样一种观念:用这种语言的人们享用它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中国的书面语更是如此。在原始的形式中,文字就是对于他们要代替的物体的粗略的勾画。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改变是省去了一些不重要的线,剩下的图案只是代表特殊形状或者物体的基本特点。因此用一个竖线表示人的身体,用两个分开的线表示腿;对于一只羊,就用几条线代表它的角,它的头,它的足,以及它的尾巴。牛就用几条线画出它的头,它的两个角和一个尾巴。太阳就用一个圆圈中间加一个点来表示。树用线条表示出它的树干,树根和枝叶。这样确保了用有限的形状表示出简单的物体。
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些简单的轮廓线组织起来,使他们可以表达思想而不仅仅是物体。研究造字的过程特别令人着迷,因为大量的复杂的文字是表意符号。如果把每一部分从组合的各部分中分辨出来,那么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中国人的关于部分的观念。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文字要表达的思想。那些远古的中国造字者,使这些组合凝聚了他们自己要表达的思想的概念。这些概念常常是粗糙的,不充分的,甚至是奇怪的。
这里用几个组合字举例说明。两棵树代表小树林,三棵树则代表大森林。太阳放在月亮旁边表示明亮。一个囚犯用一个在笼子里的人来表示。门里面放一个口就是问。一个口加一只狗就是吠。一个女人注视着窗户外面就是妒忌的意思。房檐下有猪暗示了中国人对家的观念。一个女人站在屋檐下的猪旁就表示结婚(“嫁”)。把一个女人放在扫把旁边就是“妇”,它画出了人们观念中的女人在家庭中的主要职责。另一方面,人们把一个女人放在一个儿子旁边就代表好,用图画表示了他们对于男性子嗣的喜爱。人们还用屋檐下一张口,口下一块田暗示了他对于财富的朴实的观念(“富”)。其他我们看来更自然的组合例如“白”加一个“心”代表害怕(“怕”);一个人傍边有只手意味着帮助的意思(“扶”),人站在字边代表“信”。人们都能认出虎下一颗心就是“虑”。
但是在用女人代表和平和休息方面却不那么光彩。他们用一个在屋檐下的女人表示“安”,两个女人放在一起表示吵架,三个女人放在一起表示最不光彩的私通 。总的来说,这些组合表达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频繁的使用“女”这个字在本质上来充分显示中国人认为“女性形成错误”的观念是错误。这些亚洲人在歧视妇女方面比法国人做的更早,比他们走的更远。当发现一个人有罪时,法国人会问“那个女人是谁”?他们把这种观念编织在他们的语言结构当中。他们把女人当作诱惑和罪恶的主要源泉,并以此来展示他们和亚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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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汉字的趣闻(2)
一种相似的特点也存在于短语和成语的创造上。他们的习惯用语不是简单,就是奇怪,充满了暴力,并且有些词语和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完全没有联系。让我用例子来解释:他们通常用白色代表无用或是失败,这显示了他们对于白色的一种特别低的普遍看法。“白痴”的意思是无用的人;“红人”就是指成功人士。“白房子”就是茅舍;“白说”就是立不住脚的观点;“白跑”就是徒劳无功。由于日常用语是由这样一些短语和成语组成,虽然时间已经拨去了他们原始的力量和联系,但是很容易看出,熟悉无数汉字的任务比把他们组织成(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的和正确的句子要困难得多。一些外国人能够掌握一定数量的文字知识,但是外国人说不了合乎语言习惯的汉语。在后一方面,外国人的失败更加惨重。
汉语最大的困难在于言谈之中的使用。这也是使它不可逾越的阻碍着彻底了解这个民族。没有书籍可以使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它只能口口相传。一只灵敏的耳朵,一个充满弹性的发音器官,再加上一定量的练习对于发出准确的音来说必不可少。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规则: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再学习说出正确的汉语,因为过了那个年龄,发音器官就失去了一定的易变性。但是很多不到三十岁的人,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掌握这种语言。在会讲中文的外国人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发出最普通的中国尖叫声。虽然我成功地发出了这种声音,但是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也没能发出在北京大街小巷赶驴车的人的赶车的声音。我唯一的欣慰就是其他外国人也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
汉语的快感是对掌握这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的不屈不挠的毅力的回报。这种快感会被讨厌的和可笑的错误所打断。这种错误如果搜集起来就可以写一本书了。一位牧师有一次告诉他的听众当救世主在地球上时,救世主走来走去吃饼。他本来想说医治病人,但是由于把一个送气音搞错了,治就变成了吃,再加上一个语调上的错误,使得蛋糕从那些病人中产生出来。
另一次,笔者作为一个盛大聚会的主人坐在餐桌旁,我让中国男管家上一些桌子上缺少的菜。这位管家显得很困惑,询问我想要的是不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是不是要马上制作。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走了。过了一会这位管家回来了,表情庄重(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仆人就是这样),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长三英尺,一端有节,一端削尖的铁棒。他也许以为主人要用它打碎客人的脑壳呢。但是那不管他的事。我严肃地让他把这个厨房用的拨火棍放回原处。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一个送气音放错了地方。
又有一次,由于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我的厨师要安排一个大型晚宴。为了减轻他的工作,有人告诉他,他可以在糖果糕饼店里买一百只“女士的手指” 。在命令下达后的两个小时,他坐在中国的大车的车轴上,赶车返回使馆。他下了马,走进办公室,回报说他已经找遍了北京的那个区,只买到了64个女士手指。要想再买36只就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我表示,他买的已经足够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还要雇一辆车去。他回答道:为了把它们带回来。
“你自己拿不了吗?”
他回答说:“当然拿不了,它们每一个有五六磅重”。
得到这个惊人的答复之后,我们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