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女性实行的严格隔离的话题。当客人接近主人家的客厅或者书房的时候，一定就使自己的到来让房间里的人们知道。比如客人可以咳嗽一声，以便房间里的女性有充足的时间在你到来之前回避开。中国家庭普遍重视儿子，对他们引以为豪。客人来访的时候，儿子可以在场。家长们总是轻描淡写地介绍一下儿子，说些“犬子愚钝”，“孺子不可教”之类的客套话。显而易见，这些话只是掩饰家长们的自豪与骄傲的托词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抓住与已为人父的中国人交往的要点，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捷径就是去拜访他，当着他的面欣赏、夸奖他的儿子。
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外国人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都是严格限制在同性之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在中国人转变社会交往的观念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顺从于西方的利益、规则、观念之前，这样的情况不会有所改观。但是这样的改变是急不来的，卤莽的激烈的变革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所谓的“国际###”（international gathering）都是沉闷乏味，极其无聊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它们缺乏只有女性参与才能带来的优雅、柔美、机智、灵动等美感。人们还需要以极大的耐性和充满哲学的思考去容忍它们的存在。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希望这些现象不要长期存在，不要总是让这些现象长期为我们的宴会和交谈添加令人捧腹，招人厌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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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北京怪谈（2）
在中国人为外国人举办的宴会上，客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处于中国主人的控制与布置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与他人是如此的不同：上来的每一道菜都稀奇古怪，整个饮食文化与西方都截然不同。这样的宴会在外国客人看来既单调乏味，又因为自己的无知、不知所措而充满滑稽气氛。这些客人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可能是优雅的美食高手。来中国后，面对以奇怪的方法烹制的、用奇怪的方法进餐的奇怪的食物，这些美食家都成为了进餐时胆战心惊的小学生。比如说，一位美国人可能在中国的餐桌上可能为了用筷子夹住自己碗的边缘的一粒米饭而绞尽脑汁，满头大汗。他可能会在回美国后，邀请之前的中国主人来自己家里做客。看到客人经过无数次的努力仍然用不好刀叉后不得不放弃，改用大自然天赐的十指的时候，我的这位美国同胞也许会得到报复的满足。
招待外国客人总能使人发现许多乐趣，并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我有幸在北京招待过一位尊贵的朝鲜客人。他是朝鲜内阁大臣之一，此刻作为朝鲜每年朝觐中国皇帝的使团领队来到北京。这位外交官容貌威严、富有教养，给人英明能干的感觉。由于在学术和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精深修养，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也就是在那个冬天，他第一次看到了照相机，并尝试着拍摄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煤油灯，完全不相信煤油是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说法。最后，他也从未看过西方的建筑，更谈不上涉足其中。我们房间里的摆设和布置看他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谈。当这位朝鲜客人坐到装有弹簧的软椅上时，他马上跳了起来，完全不复往日的威严与仪容。我为他和他的同事举办了一场餐会。我发现这两位尊贵的朝鲜客人开始的时候可怜兮兮地看着餐桌上其他人的举动，再小心地模仿他们温暖权不熟悉的动作和餐桌礼仪进餐。不久两位客人向我解释，希望自己能够按照朝鲜的饮食礼仪来进餐。这些朝鲜礼仪初看起来非常有趣，后来却出人意料，失去了控制。
每位朝鲜客人都将自己的随从召唤进来，每一个随从都站到了主人的椅子后面。这些随从并不能参加餐会的任何活动，只能机械地站在主人身后。初期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主人赴会的装饰，作为证明主人等级和尊严的必要的标志。然而他们的位置不久就证明是能获得实际的好处的。当朝鲜客人在享用了自己中意的菜肴后，他会将自己盘子里剩余的或者手上空闲的食品，绕过肩头递给自己的用人。那些随从就可以享受这些食品。以鸡肋为例子。当主人将骨头上还粘有一些肉末的鸡肋骨递给用人的时候，随从会将骨头啃得干干净净，再郑重其事地扔到地毯上。
这显得非常有趣，当然我们的地毯肯定不会这么认为。遗憾的是，我的报应一会就来了。在一个倒霉的时刻，金洪基（Chin Hong Chi）阁下将自己剩下的一根硕大无比的法国芦笋的茎干递给自己的用人。之前，金洪基主人已经效仿西方绅士的吃法将芦笋消化过一遍了，似乎吃得挺满意。但是那个可怜的用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勇敢的随从试图将这个奇怪的食物咀嚼吞咽下去，结果弄得满脸乱七八糟，不堪入目。我不禁觉得非常抱歉，是我的原因导致他失去了东方礼仪。这位朝鲜随从离开的时候可能对西方人相当不满。西方人竟然会将玉米秸杆用水煮一下浇上黄油就端上餐桌，招待客人的。他还会惊讶于西方人的牙床的力量和牙齿的锋利，他们竟然将那样坚硬、毫无希望消化的植物吃掉了！
两个虔诚的佛教徒（1）
一个西方人走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墙上用厚厚的泥灰写的广告，一定会感觉到惊讶。这些广告和美国任何城市的广告一样，只不过是用中文写的。外国人惊讶于“不许贴广告”被张贴在色彩鲜艳的骗人的偏方中间。这些骗人的广告包括“有求必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等。起初外国人还会以为美国骗子有一位中国兄弟呢，因为那些中国人也擅长把圣经文本的只言片语贴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招揽生意。但这不是事实。这只是佛教寺庙的广告，贴出来是为了告诉祈祷者，不付钱就不能祈祷。它们贴在那里是一项生意。
按照惯例，如果僧侣请求住宿，寺庙就要免费为他准备斋饭，提供住宿。由于受到这种鼓励，中国的托钵僧和徒步僧为数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职业乞丐，为了让他们的乞求显得更有效力，博取同情，他们往往声称自己在遥远的寺院中出家。这些苦行僧假装残疾，或者是用特殊办法，让他们看起来更让人难以忍受。我有一次在街上施舍给一个乞丐不少钱，就因为他那醒目的左手指甲。他告诉我十年没有剪过了。它们足有八英寸，弯曲的像鸟的爪子，看起来也有十几年没有清洗过了。大拇指的指甲呈弓形，盖过其他几个，直伸到手的背面。他把手高高举起，在胸前微微和上。那些指甲也许会引起独特的好奇，但是施舍可能会令他气愤的少。他的头发很长（这有违僧侣的规定）。他发誓有十年没梳过头发了，看起来也可能是这样。他的头发和指甲成为他最赚钱的生活工具。
还有一种僧侣，他们也许该被称作“职业挣钱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寺庙。当急需用大量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了。我在北京见过这么一类人。他们在左右脸颊上凿洞，洞后露出的牙齿也被打掉。然后用一根中指般大小的铁棍从洞中穿过去，在脸颊外面伸出约一英寸长。一个半圆形的铁环，绕过头后，连接在铁棍的两端。铁环上系一根铁链，链条很长，一直垂到地上，拖在他身后。他还穿着乞丐的袍子（它是由上百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布片缝成的）。他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乞求施舍，为修建一个著名寺庙募捐。他们表现地像一个厚颜无耻的无赖，没有一点值得同情的地方。他的铁棍，铁链和破衣服才是他所炫耀的东西。他甚至还假装面颊的洞在流血。这种人每月从寺庙雇用他的和尚那里领取薪水（按一定比率提成）。
另一种为寺庙募捐的独特方式值得注意。寺前放一个小盒子，大小只够一个人站进去。有一些专门做这个事情的和尚，被放在固定好的盒子中。然后从盒子外面钉入铁钉，钉尖靠近和尚身体的每个部位。他纹丝都不能动。只有右手和前臂是自由的，用来敲钟，引起路人的注意。每一个钉子都有价钱，其总数就是所需钱的总数。每个长钉所处的位置不同，价钱也就不同。对着眼睛和其他要害部位的是最贵的。路人看到神圣的和尚的处境，就会焦急的想把他们释放出来。办法就是购买威胁着和尚的铁钉。一个和尚站在一旁负责收钱，拔出铁钉，并把它送给购买者，纪念他的仁慈。理论上来说，这个被囚的和尚应该日夜跪在那里，直到铁钉被一一拔走。
我再说一件事，来说明佛教要求它的信仰者所做的自残行为。一个酷热难当，尘土满天的下午，我在去北京西南的路上，在路边一个茶馆里喝茶休息。看见一男一女朝我的方向走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激起路上厚厚的尘土。那个男的先从一点向前迈一步，然后全身趴下，起来站在额头触地的那一点，再走一步，趴下，如此重复这个动作。就像中国人说的“一步三叩首”。每次俯卧时，他都会在地上叩头三次。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幼年的尺蠖。他对我说因为一年前，当他的独子生重病时，他许下愿，如果佛祖能让他恢复健康，他就会以这种方式去五台山朝圣，并以同样的方式回家。总距离是两千英里，他每日的进程是三英里。他已经有78岁高龄，面容憔悴，疲惫不堪。显而易见，他将难以完成他的誓言。他的额头上已经形成鸡蛋般大小的一个坚硬的肿块。当他听到我建议他放弃这无用的朝圣时，他非常震惊而且愤怒。继续用他虚弱的身体，以他的方式丈量着土地，消失在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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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虔诚的佛教徒（2）
中国男人和他的西方兄弟很像。在逆境中比在顺境中，更显虔诚。当暴风雨来时，他会跑去躲雨。因此，虽然普通的妇女和儿童把它当成一种辅助的信仰，并且忽视最重要的教条，但是在佛教圣地中她们占大多数。例如，对于佛教徒而言，任何形式的吃荤和杀生都是禁止的。一个人们熟悉的检验你是否虔诚的方法就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是不会杀死一只落在他身上的害虫的。一个人走一天多的路程就会遇到一个拒绝吃肉的和尚（即使这肉是送给他的）。普通中国人不吃肉，不是因为信守戒律，而是因为买不起。禁酒也是这样。如果以是否说谎作为检验的标准，恐怕在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了。
与此同时，当麻烦降临时，让人惊讶的是这种信仰似乎断言了存在中国人头脑中的秘密。绝对的聪明人会把自己降低到最幼稚可笑的程度，给僧侣花大量的钱，为了求得物质上的好处，或是为了变厄运为好运。例如，中国一位著名政治家，他的名字为欧洲所知，并去过欧洲访问，在此就不再提及他的名字。他错被降职，调动自己的所有关系，通过尽可能的渠道，施加政治影响，为求官复原职。最终，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和大量的钱，去给北京附近每一个无名的小庙上香，就用刚才提到的“一步三叩首”的方式。
北方杀婴事件（1）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各种各样古怪滑稽的迷信有关。我刚才所述是影响比较大的几种迷信。在任何情况下，女性都不允许靠近一口正在施工中的井。从施工的第一锹土被挖起，井边就竖起一面红旗，来警告所有女性保持距离。我没能找到这种做法的原因。另外，无论宴会多么正式，持续多长时间，中国人都不允许桌旁的任何人更换盘子。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筵席，包括78道菜，持续了12小时，但是从头至尾，人们都使用同一个盘子。一次作为客人，我在北京最著名的餐馆用餐。主人是一位高官，也是我的一位好友。他说：“我们已经互相宴请了几次了，了解彼此的风俗习惯。我注意到在外国人的餐桌上，每更换一道菜就更换一次盘子。你一点注意到了我们从不更换盘子。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客人更换盘子吗？”我原本以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的清洁卫生意识不强，但是出于礼貌，不能这么说，就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主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继续说道：“你也许是认为我们不讲卫生，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一个相当古老的迷信说法，‘换家伙死媳妇’。”好多主人都向我做出过类似的解释。
迷信所导致的结果也包括负面的东西。如果不讲一讲这些不人道的，可怕残酷的行为，那么对于中国人迷信的描述就显得不充分，不确切。前面所述已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亲情有着正常程度的发展。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不乏亲情。相反，他们夸耀自己对亲戚的爱，用缺乏亲情批评敌人。不论血缘关系多么近，他们也不会让亲人安静的在床上死去。在弥留之际，也许就是死亡的一瞬，他们把快死的人从床上移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受到警告时，他们会小心翼翼的这么做。匆忙和莽撞，即使没有加速死亡，也增加了快死者的痛苦。但是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在人死之前，一定要完成这件事。这样做是因为有迷信认为如果一个人死在床上，他的灵魂就会留在床上，使得床和整个房间都无法让别人居住。如果人死在了床上，这张床就要被拆掉，房屋要重新粉刷，别人才能再用。
从我们知道中国人开始，就有人控诉中国人的杀婴罪。长期居住于中国的聪明的外国人都知道这很平常。其他同样可以信赖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的人也同样真挚的否认这个事实。没有人在这方面比威廉姆斯博士更权威了。他谈到了中国南方的情况：“有人在广州作了调查，得到的证据显示杀婴的事情相对很少，舆论也不支持，法律上没有提及，也没有惩罚。”当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只是中国北方的做法。
一位站在观察者位置上的，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不久就会对一个奇怪的现象感到震惊。他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街上玩。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缺少合格医生的情况看，中国儿童的死亡率一定不比西方城市低。但是他从未见过孩子的葬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