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可以通过交纳罚金来取代惩罚，但是司法过程中允许通过纳金来抵消一些并不严重的罪行。实际上大量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压榨罪犯尽可能多的金钱来私下结案。虽然这些钱有的时候被挪用花在了继续的公共事业之上，但是这些罚金从来就没有上缴到国库。在中国，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渎职或者失职行为有非常广泛的认证权力，可以采取罚金等惩罚方式。因此，一旦有反对他们的声音或者抱怨，一旦遇到困扰或者麻烦，下级官员就赶紧向负责官员送钱。如此一级一级类推。
不管这种制度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在正面的意义上，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那些有权收受罚金而又被上级官员监督负责的官员们尽心维护秩序，小心谨慎地统治百姓。如果地方官员明白——事实上他们都明白，如果压榨索取得太多，民怨沸腾，让总督巡抚们知道了，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上级官员平分自己的所得。这样做，他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精明算计。与其榨取过多，不得不让上级官员拿走一半或者大部分所得，还不如只榨取这一数额的三分之二但却全都占为己有。同样的，如果官员玩忽职守，使得抱怨不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爆发出来，那么他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即使这些抱怨和不满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客观上站不住脚的也一样。下面就有一个非常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有一次，我向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旁边的衙门报告了一件盗窃案。有小偷进入了公使馆中国打字员的房间，偷走了银器装饰品，大约价值十五或而是美圆。衙门的捕快慷慨地保证一定尽快抓住盗贼，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事情不了了之。我也渐渐把这事给淡忘了。三个月后，又有盗贼进入了我的房间，偷走了值钱的财物。这次来的还是上次的捕快。我威胁要将这事情报告给北京城的九门提督，往上告。在压力下，捕快保证一定在20小时内将所有盗走的物品和盗贼都擒拿归案。他果然做到了。
几星期后，这位捕快要求与我见面。我答应了。他拿来了上次盗贼从打字员房间偷走的银器，一样不少地摆放在桌子上。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和惊讶之情。我们俩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它们给我惹了许多麻烦，让我陪了一大笔钱。如果您在向九门提督抱怨前警告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您追回来，避免自己的损失了。”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九门提督遇窃的事啊！”
“您肯定告诉他了，因为他对整件事情非常了解。”
“没有。我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或者其他事情在提督面前抱怨过你。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你不把闯入使馆的盗贼给抓获的话，我会上告；但是你的任务完成得让我们非常满意。加上失窃的东西价值也不高，我并不打算宣扬这件事情。实际上，我都把整件事情忘记得差不多了。”
“难道您就没有向九门提督提及盗窃案的点滴事情？”
“只是间接提到过。我当然要经常与提督会面。关于要怎么处理上次你抓到的那名盗贼的问题，我也和他商量。在谈话过程中，我称赞了你既敏捷又令人满意的办案。坦率的说，我告诉他我对此感到既惊讶又满意，因为之前我曾经委托你一件并不太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满口答应了，却没办好。”
“这不就清楚了嘛。提督大人让我去见他，告诉我您是怎么表扬我的行为的，接着逼我告诉他之前那件事情的全部情况。他罚了我一千两白银，还警告说如果我不能在一个月内将案件侦破，将物品交还给您，他就要再罚我一千两白银，并将我撤职查办。您再也不需要抱怨盗窃了，今后再也不会有盗贼来打扰公使馆了。”结果，使馆再也没有盗贼光顾了。
上述内容看起来是神奇的。世界很少有国家拥有中国这样彻底的社会管理，也很少有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监督和防范不公正、滥用职权和其他所有形式官僚主义的严密措施。制度的设计充满智慧。各种保护人民免于政府侵犯的制度设计精细、详尽无遗、面面俱到。各级官员都在公共压力下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建立之上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政府。笔者曾经提到过中国的监察制度。监察制度独立维护人民的利益，监察官员的双眼时刻注视着每位官员们的言谈举止，不管他的官衔高低。同时在这一制度下，即使是最底层的个人也可以将他的冤屈不花分文、不受限制地直达天听，呈送到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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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节的复杂性（1）
最困扰中国人的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表达意见时为了达到目的的、生硬坦率的方式。他们紧紧的谦虚地掩盖住自己的意图，就像我们掩盖自己的身体。我们袒露自己的意图。和他们交往时，如果我们对于他们仔细包裹和隐藏的真实意图很困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何目的；他们那一方常常被我们的坦率所误导，而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会错误的以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明显的意图只是掩盖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图的外衣。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中国礼节复杂系统的另一个方面。在1881年一月，为笔者服务了十年的厨师告诉她，他必须要走。笔者询问了原因，他说在前一天晚上，他吃了饭出去。没想，就把他和伙夫合住的房间的门锁上了，并且把钥匙带走了。伙夫之前也在外面，大约11点才回到公使馆，就进不去屋了。
他本来可以去另一间屋里和其他的仆人住在一起，但是他拒绝那样做。因为非常生气，他就走到厨师家附近，越来越气，在那条街上来回来去的咆哮，以各种脏话辱骂厨师的妻子和母亲，把所有的邻居都吵醒了。
这样闹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回到公使馆，和其他仆人挤在一起睡觉了，就像他一开始就应该做的那样。厨师补充道，这个过错太严重，众所周知，他决定控告那个消防队员。两个人都为主人工作时，这样做不太得体，所以他必须请求辞职。
我首先给他指出，只要这位伙夫还在为领事馆的官员服务，就不会有哪家中国法院会理睬厨师的控诉。因此，如果伙夫不被解雇，他辞职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我向他指出，把这件事闹到法庭，只能使五百人听到他骂的脏话，而原本只有五十个人知道。我答应他认真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他所说属实，我会好好处理那个伙夫。我要厨师不要离开他的岗位，也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我会努力处理这件事。经过了一番犹豫，这位厨师答应了。
笔者派人找来了伙夫，向他询问整件事。很奇怪，他完全同意厨师所说的话。伙夫承认他完全错了，并且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并保证接受任何主人认为合适的惩罚。我就强烈的指出了他的错误，明白的对他说，如果他是一位外国人，如果他向另外一个外国人的家庭说出这些话，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我把这件事放了两三天，然后叫来了厨师和伙夫，召集了其他所有仆人。我叙述了他们两人都承认的事实经过。
伙夫承认了他的错误，跪在厨师面前，给他磕了三个响头，请求原谅。然后和厨师还有其他仆人一起，去厨师家，以同样的方式向被他侮辱的厨师的妻子和母亲道歉。这是中国人的解决方式。因为受辱的一方已经表示满意，笔者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
但是两天之后，厨师又来找他的主人，说道，虽然他和他的家人对道歉表示满意，但是这些侮辱的话被邻居都听见了。邻居们还不知道消防队员的认错和道歉。邻居们还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用他的话来说，“除非他能找到某种方法重刷他自己家的大门。”意思是，以某种方式把伙夫的道歉公之于众。不然的话，邻居们还是拒绝和他往来，也许会把他赶走。
我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略微沉思，说道：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我将扣掉消防队员半个月的工钱，把这钱给你。然后你可以告诉你的邻居，我这样做了。给你钱，我在月末会在他的工钱里扣除。”
我就给了厨师三美元。
但是他决绝接受，说道：“哦，不。我不能这么做。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邻居们会说我让家人受辱就是为了三美元。”
“那么该怎样解决呢？”
厨师回答到：“把这钱给另外一个仆人，告诉他这是什么钱，他知道该怎么用它。”
笔者这么作了。钱给了一个马夫，他可以用这钱作任何他认为该做的事情，来告诉厨师的邻居们，伙夫已经做出了赔偿。笔者以为这钱会用来请邻居们吃一顿饭。在宴席上，伙夫会做出公开的道歉。
但是三天以后，马夫回来，对主人说：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花了一美元四十美分买油漆。一美元给了油漆工。工作完成了，还剩下六十美分。这钱怎么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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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节的复杂性（2）
笔者非常惊讶，说道：
“我不明白。你说油漆和油漆工是什么意思？”
马夫解释道，厨师就是要“重新粉刷大门”。这是北京的一种习俗，家人如果被辱，有罪的人应该出钱，重新粉刷大门作为公开的道歉。因此，他粉刷了厨师的大门，邻居们满意了，厨师也挽回了尊严！
我就让马夫把剩下的钱还给了伙夫。
中国人的讨价还价
无论交易多大多小，中国人交易的一个特点是，讨价还价实际是一种智利比赛，要仔细观察并且具有古代武士的刚敢的决心。人们可以听到雄辩的语言，充满活力的表达，自由的姿势，就为了争两磅的卷心菜，一块冰凉的煮红薯，或者是一根黄瓜！人们引经据典，煽动旁观的人，有理有据的论辩，指桑骂槐，就为了不到一美分。
双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常常是双方都获胜。买的人在价钱上占便宜，卖的人在斤两上占便宜。因此双方都得意。例如，在鱼市里，人们可以见到一位威严，穿着讲究的中国绅士，拿着一杆秤。秤杆上刻着三种不同的斤两标星，都不精确。秤上每一种标星对于鲤鱼的真实重量来说都偏轻的。他从水桶中选出一条鱼，拿自己的秤秤一遍；卖鱼的拿自己的秤要再秤一比。这鱼的重量前一次过轻，后一次太重。他们可能相差一斤半斤。如果他们就价钱达不成一致，就要由相互妥协来解决。这时，争吵就要重新开始，而且更加愤怒。每个人都说自己在斤两上做出了让步，每个人都向对方保证这不是什么大事，这么一点儿钱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和语言，关键是公正的原则，公正是买卖双方的保护者。然后又说到正直，真理，老天，直到两个人嗓子说哑了，气喘吁吁才达成进一步的共识，结束这场讨价还价。
公平的说，这种讨价还价更多的是出于争论的乐趣，锻炼肺活量和发音器官，最重要的是获得胜利的满足。争论的价值在于这些，而不是涉及到的那些钱。如果商人定的价钱，毫不犹豫的就被接受了，他会极为失望，并且认为别人剥夺了他的权力。任何中国人如果接受了第一个价格，他就会被当作傻瓜。
如果不想买就问价钱，或者是听到价钱转身就走，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这块毡子多少钱？”一位过路人问街上卖毡子的商人。
“25元一块。”商人回答。
“欧！”询问者应了声，转身就走。商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开始骂人，用最脏的话把他所有的亲戚都骂一遍。被骂的人走得越来越慢，然后停下，犹豫了一下，转过身，回来走到卖毡子的人面前（他也很气愤）。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你骂我什么意思？”他问道。
“你问了价钱又一句话不说就走是什么意思？”商人反驳道。
“你的价钱太离谱了！”
“我的价钱怎么了？你也是明白人，你应该知道我们都那样做事。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还怎么做生意呀。你应该劝告我，然后我们谈谈这件事。那是唯一恰当的做法。你完全知道第一个价钱不算数。”
因此，这个过路人继续和他争论起来。他们开始激烈的讨论这块毡子适当的价钱，不一会交易完成了。
顺带提一句，这种对于讨价还价的喜爱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性格之中，随时随地表现出来。无论是苦力买黄瓜，还是政府首脑的谈判，人们出的总是比最终给的少。要的总是比预期的多。双方都为妥协留有余地。一些讨价还价的伴乐一定要在主要交易之前发生。康熙皇帝颁布诏书说“让”。这个字的意思是妥协，退让，是汉语里最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它深深地存在于和谐友好的关系当中。整个民族都具有这个观念，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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