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梁实秋终于历时七年完成《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虽然写作完成时，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了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梁实秋获得“文艺贡献奖”。
此外，梁实秋在这段时间内，也陆续与留在中国大陆的长女梁文茜、儿子梁文骐取得联系。1980年6月，在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余光中的协助下，梁实秋远赴香港与梁文骐会面；梁文骐随后取道美国赴台，在“中研院”、“中央大学”统计所任职。1983年6月，梁文茜也前往美国西雅图，如愿与梁实秋团聚，圆了梁实秋三十年来的心愿，并陪女儿到程季淑的墓上献花。梁实秋更期盼着有生之年能回到祖国大陆的故乡。
只是八十岁后，梁实秋听力开始衰退，他较少出席文坛的餐会、聚会，以免久坐后，让自己的腰、腿“活受罪”。1986年底，作家季季访问梁实秋时，梁只能用书面回答。
虽然听力不好，也不再参与教科书和字典的编纂，但直到去世前一年，梁实秋仍不断读书、写作，有四家报纸副刊不时索稿，且每月持续翻译两三篇，并于八十五岁那年获得“《中国时报》文学特别贡献奖”。
1987年，梁实秋双耳几乎全聋，由于听不到门铃声，在家时总是开着门，并安置了一盏信号灯，借此提醒他门铃响了，有人来访。但他仍乐观地说，一个人活过了六十岁，活一年便赚了一年。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天，梁实秋对朋友感叹道：“老，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为所有的机能都在衰退，所以要老人快乐是很难的。”又提到他走路去邮局时，拄着拐杖，走两三步就得停下来休息，因为心脏跳动不太稳定。
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洗头，梁实秋突然心脏不适，于是打电话给住在台北市郊南港的儿子梁文骐。梁文骐赶到时，先让父亲平躺。不一会儿韩菁清回家，即警觉事态严重，找来医生稳住状况，随后送到附近的中心诊所。医院急救同时发出病危通知。老教授心脏血管阻塞，一小块心肌已死。医生看X光片怀疑还有肺癌。
在旁帮忙的作家丘彦明找来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弟弟与值班医生一起察看梁实秋的病情。两位医生认为主要还是器官老化，心脏血管阻塞引起肺水肿，呼吸困难。当然，这与他长期糖尿病也有关系。
11月2日晚上，老教授安静地睡了，半夜却又因为缺氧闹了一夜，医生帮他换了大的氧气罩才安静下来。数小时后，3日早上7时余，梁老教授又不安地动了起来，他比手势要纸笔写了字，但在旁照料的梁文骐和丘彦明都看不懂。梁文骐猜是“救我”。后来他扭动得受不了，双手将氧气罩提高大喊：“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医生和护士赶来，但说氧气已是最大的极限了，可是他仍凄惨狂喊“我要死了”，“给我大量的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9）
医生看情形不对，才忙着换床位使用更大的氧气急救设备。就在这边小氧气管摘掉，推到另一床位接大氧气筒时，梁实秋心脏停止跳动，时间是清晨7时30分，三次电击也挽救不回。
早在三年前梁实秋即预立遗嘱，不组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登报、不举行公祭、不收奠仪，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他改变心意，不葬在元配程季淑安葬的槐园，而是土葬在离台北不远、较高、视野广阔的地方。
关于墓地的选择，梁文蔷指出，早在1975年父亲给她的《临别留书》即提到“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年留书再提：“……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人生苦短，如石中火，炯然一现，万事皆空，思之亦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梁实秋的笔仍感性地让人泪潸潸。他在给儿子最后的信中提到：“死欲速朽，何用铺张？”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过世后，韩菁清也紧急为梁实秋留在海峡对岸担任律师的长女梁文茜和外孙女王群申请去台奔丧。当时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去台却还卡在台湾“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的情况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的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台湾当局的“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虑。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当局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于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的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了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死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而导致梁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法院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践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抛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甚至是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须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须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从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梁实秋个人的制约，才使得他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浪漫主义，却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原名钱思嵘，1902年改名为钱穆。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 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常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
辫。 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着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的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来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2）
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六十余人，开始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 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