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当时的香港政府，认定新亚书院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赴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3）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携手散步。著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钱穆在美国讲中国史，依旧力主历史须以人为重心的观点；强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即使没有具体功绩也能因为人格的优越让颜渊、伯夷、叔齐等人物在历史中留名。
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考察，又赴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参观。新亚书院也在当年添设物理化学系。
不过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这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虑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时为取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应该叫“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给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 txt小说上传分享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着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早在北大讲学时期，钱穆已声名鹊起。而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更是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在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演讲五四运动之后，终在8月决定赴台定居。同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之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自己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是钱穆仍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 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将重心放在学术著作的钱穆，婉拒了许多大学的讲学邀约，以避免舟车劳顿，好专心著述。 但钱穆因为鸿儒的身份，依旧推辞不掉四处的短期演讲与讲座。。 最好的txt下载网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5）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钱穆在素书楼讲史、谈经、作育英才。老人家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客厅为讲堂，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素书楼讲学期间，钱穆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钱穆常以是否常读书训诫子弟，要求后进明白厚积而薄发的道理，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
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