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月。这时的钱穆虽自十岁养成的烟瘾无法戒绝，但身体尚硬朗，唯独在新亚书院任教时期引发的胃溃疡偶尔折磨一下他。1977年冬季，钱穆胃病发作，几乎不治。
1978年，钱穆又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1979年8月，钱穆携夫人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纪念，新亚书院正式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除重新赴港讲学，也将所著《朱子新学案》原稿赠送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图书馆，实现了离开新亚书院时的承诺。
1980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而钱穆回台后，又被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1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作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八十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钱穆相当激动，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6）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记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198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应邀到香港，参与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文化学术讲座”，讲授“维科的新科学”。钱穆为一会故友，顶着年迈身躯，再次赴港，场面甚为感人，也看得出钱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钱伟长夫妇也到港参加学术活动，一家人又有了欢聚的机会。翌年，钱穆借着到港过九十大寿的机会，四度与子女团聚。
1985年，苏州市政府通过知名学者钱锺书写信，邀请钱穆访问并庆祝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转信疏漏，加上客观的政治环境限制，钱穆始终未能赴约。但钱穆对故土的怀念与情感毋庸置疑，他对中国的改革，乃至于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满怀希望。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的风骨在他对著作的坚持上得见一斑。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此事发生的五十年前，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同样也遭国民政府审查处刁难，坚持要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同样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还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被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1986年6月9日是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担任过台湾“警政署长”的上将孔令晟，担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与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国府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
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他希望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必须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从事理中探寻中国本源。
国学大师钱穆当天正式宣布自中国文化大学荣休，结束七十四年教育生涯。但基于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毕生心血的珍惜，钱穆晚年虽不良于行，且身体不佳，仍于1989年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庆，足见一代大师的坚持。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7）
只是在西风东渐之际，钱穆的主张与看法逐渐失去商业市场。钱穆强调“君子不党”，捐弃党派私见的主张，更与台湾逐渐党同伐异的政治现实有相当差距，显得不合时宜。这或许也是被尊为“当代师表”的钱穆，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时代的无情，让钱穆如同旧传统与政治象征的神牛，晚年竟遭遇无情对待。
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赴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当局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却在钱家一偿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蒋介石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未想时空变迁，产权已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九十五岁高龄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的处理，民进党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的钱穆，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并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幽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哲人西辞 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亲往致哀。家属定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受到前次钱易探亲酿成轩然大波的影响，钱穆亲属赴台奔丧问题不断被放大处理，民进党磨刀霍霍，台湾当局也相当保留，争议难息。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8）
时任全国政协及民盟副主席的钱伟长早在钱穆身前就表达有意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赴台探亲，并盼会见过去的清华大学同学俞国华。未料消息一传出，立刻遭到在野党人士不断质疑与批判，甚至直指钱伟长是共产党高干，要求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
有了不愉快的经验，钱伟长在钱穆故去后致电钱夫人，解释无法来台的原因。他说，身为侄子当然应该赴台奔丧，但台湾仍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规定，能否赴台要看台湾当局的决定。
女儿钱易、钱辉和儿子钱行等则表达了赴台奔丧意愿，但不希望如上次探亲时闹出事来，影响先人清静，只盼顺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扰。台湾方面受到在野党的舆论牵引，各界关注的却是钱家后人是否会依台湾官方规定，签署“参加叛乱组织自首书”，或是宣告脱离共产党后赴台，让钱家左右为难，终究放弃申请钱易等人去台奔丧，改由三子钱逊的长子钱军以及已故长子钱拙的儿子钱松去台，着重服在告别式会场答礼。
钱伟长无法赴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怙而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海峡未通而无法赴台奔丧的悲伤。钱易等人则说，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与父亲作最后告别，让子女感到相当遗憾，因此家属决定全力实现父亲归葬故里的心愿。
申请赴台奔丧未果的钱穆子女，仅能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
行的公祭。1992年1月，钱夫人遵照钱穆生前遗愿，奉钱穆灵骨归葬太湖
之滨，安葬于苏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龙山，钱伟长亲往致祭。钱穆生前数部
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均陪葬墓
中。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的声望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不遗余力进行打击的###，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主人迁出后即闲置的素书楼，被台北市立图书馆于1992年1月6日辟为纪念馆。但由于房舍年久失修，必须进行长时间修缮，直到2001年12月31日才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经营，并于2002年3月29日重新开馆，摆设维持钱穆居住时旧貌。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钱穆纪念馆必定对全民开放，以发扬钱穆的风范。
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并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并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