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划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或许才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烦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只有如此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又凸显出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不同层面所扩散的巨大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钱穆于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申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借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迎接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是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一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他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作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了重要基石。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1）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在五四学生爱国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里唯一的中文传单，共印了两万份。宣言由一名北大学生以简洁的白话文写成。日后这名学生成了蒋介石的部属，当了数十年国民党官僚。他就是以《新人生观》闻名的文人罗家伦。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21日在江西进贤县出生。
父亲罗传珍，字沛卿，曾任江西省内万年、都昌、奉新等县县令。 罗家伦出生时，其父为进贤县知县。罗传珍能诗善文，工于书画，对罗家伦的文学造诣培养颇有影响；他勤政爱民，对新传入的西方文化很感兴趣，常托友人购书供罗家伦阅读；又因为常与新军、革命党人联络，罗家伦自幼即接触革命党的思想与著作。罗家伦的母亲周霞裳也颇具文采，时常教导他识字、读诗。
罗家伦四岁入私塾，九岁母亲去世，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十五岁始进美国传教士高福绥所办、位于南昌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1914年，罗家伦十八岁，进入由于右任、马相伯等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复旦公学。当时孙中山被推为复旦公学董事会主席。
罗家伦在复旦公学时期开始主编刊物，曾任《复旦杂志》编辑，文字颇佳，崇拜学术立场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的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伦理多有批评，同学间有“老夫子”的称号。并于此一时期，开始与戴季陶等人接触。
1917年，罗家伦进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高一届的傅斯年以及顾颉刚、康白情等人一拍即合，创办《新潮》杂志，强调以近代人的言语表达近代人的思想，以解放学术自由，呼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
罗家伦在校园内很活跃，常与胡适等人往来辩论，也对外国文学与原文书籍感兴趣。他曾在《新潮》的文章中表示，与其登些头脑不清的课艺内容，不如多译几篇西洋长短篇或关于西方科学常识的论文。因此，罗家伦与傅斯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新书。新潮社也组建“西书研究团”，并成立译书团。此外，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段锡朋、合办《新潮》杂志的杨振声，都是罗家伦大学时期好友。
北大时期，罗家伦与友人接触了大量亲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福利主义的著作与阅读材料，与北大的国故派对立。他还与傅斯年等人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解放传统封建禁锢，乃至于积极主张民主、自由的爱国与民族思潮。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属战胜国的中国，竟在巴黎和会被迫签下屈辱和约，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引发爱国学生愤慨，酝酿游行抗争，争回山东主权。
5月4日，在北大新潮社、工学会、国民杂志社、共学社、同言社等五个社团发起下，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游行。先前发言激烈、多次主张发动学生到天安门游行的罗家伦，负责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主张；后又被推选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向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递交抗议书。
游行气氛高亢，大批学生冲入日本大使馆，后又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结果遭北洋军阀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后，罗家伦继续负责总务以及与商界、报界联系工作，发动学生筹组演讲团，巡回各地向人民演说争取支持。5月26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新潮》杂志《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首创“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指五四###有三种真精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2）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但作风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使他毁誉参半。不满罗家伦的人，批评他热心追逐名利权势，争风头，自我吹嘘。他经常主动表达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与敬意，发表《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文章，颇受人物议。
“五四”之后，个性火暴的傅斯年与其它学生闹得不愉快，一气之下退出抗议行列。带头拿大旗的人临阵退却，自然谣言不断。此时又传出罗家伦私下受邀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军阀段祺瑞宴会，可能遭北洋政府收买的传闻。为此罗家伦遭受很大批评， 甚至被游行学生围住当面质疑。
不满的北大学生画了幅画，又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暗指罗家伦其貌不扬，长得像“猪狗熊”，又骂他无耻。胡适等人为此在《北京晨报》登载《他也配》一文辩驳：“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算是帮罗、傅两人担保，才化解争端与疑虑。
罗家伦在“五四”之后，又参加过多次抗议游行，但因风头太健，不得不与张国焘前往上海避难，并计划串联上海等地学生活动，寻求与南方革命军政府建立关系，以对抗军阀掌控的北洋政府。 透过戴季陶、朱执信引介，刚完成《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学术著作的孙中山接见了罗家伦，罗才正式与国民党牵上线。
出身贫苦的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是从学徒做起，一路靠自修出国留学，返国创业成为巨商。因自身苦学经历，穆氏通过蔡元培在北大设立“藕初奖学金”，帮助家境清贫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1920年，罗家伦北大毕业，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五四”活跃学生都获得藕初奖学金资助赴美。
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
罗家伦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后又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却未获任何学位。
1926年，罗家伦返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及其附中。由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南下支持国民政府，不少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也先后加入国民党， 促使罗家伦不得不确定政治路向。与一般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国民政府的北伐队伍，追随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处长。
蒋介石攻下南京后，罗家伦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因为蒋介石“清党”后需要建立国民党全新信仰与党政人才班子，好与武汉政府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衡，在罗家伦协助下，蒋介石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亦即“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以教务主任、代教育长等职务出掌校务。
1927年11月11日，时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和上海闻人张钧丞之女张维桢结婚，蔡元培证婚。张维桢不仅家世好，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且是校园美女；罗家伦其貌不扬，但以五四运动名扬南北，两人结合一时成为八卦话题。
回首当年，五短身材的罗家伦，苦恋沪江大学校花张维桢，以八年一百多封情书感动佳人，才将校花追到手。传说张维桢曾开出三个条件才点头下嫁：一、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二、学成后回国任大学校长；三、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距离。不过日后友人的说法则显示，上述传说可能仅是街头巷尾穿凿附会而已。两人得结良缘，主要是罗家伦的文章写得漂亮，字出色，有感情，善于辩论，并且勇于尝试。
承蒋介石之命，罗家伦自1927年开始，与戴季陶在南京筹设中央党务学校，以理论、历史、地理和组织四领域进行授课研习，以培养国民党党务人才，强化党务，训练学生关于党务与社会运动的参与与宣传，配合国民党推动训政、发动清党的需要，并宣传国民党作为立党精神基础的“三民主义”。在罗家伦的建议下，蒋介石延续孙中山颁给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展现党校的革命与军事性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3）
“中央党务学校”几经变革，迁台后改制为“政治大学”。为纪念罗家伦，台北政治大学于1955年在校门口兴建两座两层楼教学馆。其中“志希楼”用以纪念罗家伦，本是图书馆，目前为政大理学院教室。
随北伐军势力兴起，北方民间兴起反对军阀的主张，一度对国民革命军抱持很大期望。1928年，罗家伦在蒋介石全力支持下，取代无意就职的孙科，前往北京将原先因“庚子赔款”办校、隶属外交部管辖、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继而任首任校长。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始于罗上任后。同时他淘汰不适任教师，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大学各系研究所。
中原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与平津附近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关系恶化，北伐军形象每况愈下，身在北京的罗家伦承受很大压力。又因罗家伦倡导“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四化”办学，提倡军训等课程，作风专断，引发部分清华大学学生、校友不满，刮起一股“驱罗”风。
入主清华大学不到两年，罗家伦即辞职南返，清华大学校长因此空悬一年多。这段时间，罗家伦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员身份，与熊式辉共赴济南，向日本军阀交涉五卅惨案的善后事宜，但遭日本军阀蛮横拒绝，同样无功而返。
返回南京后，1932年9月5日，罗家伦接掌由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其余八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的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