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但最后，正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同意罢免罗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尔卡于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愿意遭受这一严重挫折，是因为他确信，哥穆尔卡是一位有主见但却忠实的共产党人，他决不会转而投靠西方。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后几年中，双方发展了一种互相满意的关系，波兰虽然越来越不依赖克里姆林宫而独立，但的确仍是共产党国家，仍是华沙条约组织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势更加复杂。党的领袖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犹太人，这使这一有反犹传统的国家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在匈牙利监狱里呆了16年，因而这时不愿与“民族主义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分享权力。于是，同在波兰一样，上层的变革受到了阻碍。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或许，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最终结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相反，其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独立，工业和农业的回旋余地更大，同西方的贸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间。罗马尼亚同西方的贸易从占其全部贸易的20％上升到33％ 。赫鲁晓夫也发现，有必要修订他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曾希望经互会能成为苏联与东欧盟国和蒙古全面一体化的媒介。后来，由于东欧国家反对莫斯科通过经互会指挥它们的经济计划，这种一体化未能实现；于是，苏联同东欧国家于1963年和1964年议定了一系列双边协定。赫鲁晓夫认为，当他不能得到经互会范围的一体化这整块面包时，必须同意接受双边一体化这半块面包。
同这种经济上的缓和与放宽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缓和与放宽。同西方国家缔结文化协定、减少对外国广播的干扰、增加旅游业、给外国记者以更大的自由、允许更自由地放映西方电影、发行西方书籍和刊物——所有这些都可表明上述这一点。由于这种总趋势非常明显，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5月23日宣布：“不再是一道铁幕。而是有许多道铁幕。每道铁幕的强度和厚度不同，因而能穿过它的光线和能在它后面增长的希望也不同。……我们将继续建造一座座能跨越把我们同东欧分割开来的这一鸿沟的桥梁。它们将是增加贸易的桥梁、思想的桥梁、访问者的桥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桥梁。”
1968年8月，由于苏联军队同东德、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军队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的这种自由化趋势一下子被完全改变。入侵的原因在于，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群共产党革新主义者于1968年1月在布拉格发动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出版、言论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苏联入侵的动机可能是，他们十分害怕捷克新政权会渐渐断绝同东欧邻国之间的关系，而转向西方阵营。无疑，他们害怕捷克新获得的自由可能加强东欧人民大众对类似自由的要求，从而危及现存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替入侵辩护，苏联人发表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之后，他们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但这时，在1968年9月25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保留了入侵那些被他们认为正背离他们阵营的社会主义邻国的权利。“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环节的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所有无法冷淡地看待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主义利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它们的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采取了行动”。
尽管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主张“到列日涅夫主义”，但它在东欧的地位远没有斯大林时代那样高。捷克斯洛伐克的舆论仍是一边倒地反苏，这一点在公开场合如国庆节和运动会上人们的大声嚷叫中得到证明。即使是那些遵守《华沙条约》的国家，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它们木支持苏联反对中国就是一个明证。其时，南斯拉夫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沿着独立的中立主义道路前进。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它在对内、对外事务方面也是独行其是。它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反苏国家有着友好的关系，同西德和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一点与一些《华沙条约》成员国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正在同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1969年8月，尼克松总统在罗马尼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利用访罗这一机会声明：“美国的立场是不仅尊重包括大国和小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自己民族地位的权利，而且尊重它们的主权和平等权。”
五、中国向苏联挑战
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建立他们的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即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另外还有20个国家，包括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了这个共和国。但是，美国继续把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府当作中国的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在因朝鲜问题而公开决裂以前就已很紧张。相反，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须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实现全面的工业化计划。虽然苏联人提供了条件优惠的贷款，但贷款毕竟还是贷款，而不是补助金。中国为了偿还大量的资本货物、技术援助和军用物资，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出口物运到了苏联。
1960年，这一中苏联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北京用攻击”南斯拉大修正主义者”、的略加掩饰的刺耳之言间接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而莫斯科发言人则以对“教条主义者”和“左倾幼稚病者”的攻击来进行反击。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公开发生了冲突，周恩来离开大会，飞回了北京。大约在这时，苏联人从中国召回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专家；1964年2月，中国人明确指责说，苏联人撤走了1，390名专家，取消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最糟的是苏联人拒绝中国人分享他们的原子武器或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技术资料和资源。因此，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不和发展到了彻底分裂的程度，包括不体面的诽谤，意识形态方面的谩骂和全球范围的公开竞争。1964年初，毛泽东对一个法国议会代表团说，赫鲁晓夫注定要垮台，1950年的中苏联盟也因“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一再违反条约”而无效。
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的根源似乎一定程度上在于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方面的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造成，这些原因包括“生存空间”、边界划分和由不同的发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的经济利益，等等。苏联的版图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哩24人，而中国则是190人。分隔两国的2，000哩长的分界线在苏联地图上已得到精确详细的描绘，但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段仍划为“未定界”：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地区过去曾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被沙俄并吞了，现在共产党中国要求收回。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生了种种冲突，从而导致了相互间的强烈谴责。1969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日报的一篇社论指责说，苏联人“认为沙皇一度占领的那些地区是他们的，而且，正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沙皇未曾占领的地区。他们甚至比沙皇还要贪得无厌。”另一方面，苏联著名诗人叶夫根诺夫？叶夫图由科回忆了库利科沃战役，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在这场战役中打败了蒙古人。
你能看到在阴暗的黄昏
新的蒙古可汗们正索索发抖地拿着炸弹
但如果他们进攻警钟就会敲响
而且将会有太多的勇士
去进行一场新的库利特沃战役。
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的冲突起因于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不同。严酷的但却可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人民都不想同他们的中国同志分享他们辛苦得来的报酬。苏联一位历史学家在对美国记者的以下这番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是的，我们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国都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有着各自的民族经历，处于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所经历的一些阶段我们在30年前就已经历。我们希望中国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会总是如此。我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人民需要和要求更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象中国人那样作出牺牲。仅此而已。我们说过，要放松一点；社会主义世界是安全的。但中国人不肯这样认为；他们要一天三班地工作，如果我们的机器因使用过度而坏了，他们就发牢骚。他们非常傲慢。他们要求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我们已赢得了这种地位；他们仍在为此而奋斗。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种地位——他们的办法或许最适合他们。我们俄国人有一句谚语可以概括这种情况。“你不可能将这个人的头安在那个人的肩上。”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与国家利益方面的这种剧烈冲突同样重要的也许是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微妙、更复杂；通常的看法是：瘦弱、饥饿的中国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冒热核战争的危险，而肥胖的苏联人更愿意以和平共处的策略谨慎行事。更确切地说，苏联人和中国人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性质的解释、对巧妙地利用现有的种种历史性力量加速社会主义胜利所需采用的适当策略的解释是根本不同的。
苏联人先研究了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