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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重申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的认识，明确表示要根本上“改弦易辙”，“与陈腐弊惰病截然断绝”，特别注意“广行新政，加紧立宪”，号召“广开言路，踊跃献策”——允许官民通过信件或电报向报社自由表达意见且不受追究（但诋毁朝政，诽谤他人，阴谋颠覆者不在其列）。
《罪己诏》之下，却是上谕九条，同样举世震惊，大意如下：
第一条：明岁改元，称维新元年，大赦天下；
第二条：发辫藏污纳垢、妨害卫生，有碍健康，去留与否由人民自主决定，巡警、新建陆军一律留短发——众人这才愕然发觉，御容中皇帝脑后的辫子早已不翼而飞；
第三条：编练禁卫军，以荫昌为总办大臣，冯国璋为会办大臣领总教习，良弼为会办大臣领御前统领，载涛为考察大臣，领军、皇双俸，军俸同新建陆军，皇俸由内帑开支；
第四条：新建陆军内部但以军礼为最高礼节，全甲胄之礼，准废除跪拜；
第五条：皇室用度务必从简，暂以2000万两为常数，10年不变，10年后若国家财政仍未好转，仍然不变，今后但有赏赐恩封，概出内帑；
第六条：今后内帑每年赞助海军军费150万两，用于巩固海防；
第七条：为奖掖学术，特将京师大学堂改名帝国大学，内帑出资50万两设立奖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之学生，专设“游美学务处”，拨皇室赐园清华园为办学馆址；
第八条：苏州、江宁、杭州三大织造局划归地方办理，准予商办，大内今后但有购置，一律公平交易——划拨地方后，内务府可以精简大量与织造事务有关的人员，而织造局所制造之精美织品亦可予民用；
第九条：自维新元年始，但按内务府条例，各地原有进贡物品一律依减、免、停原则分别办理，切实减轻民众负担，皇室今后但有所需，一律公平购买——进贡制度的废除使得地方除一大害，上下其手之弊病亦为之大大减轻。
创刊号第二版为重要政闻，大量的官员任免与施政方针刊载其上，择要叙之：
着免去溥颋礼部尚书、荣庆学部尚书、于式枚法部侍郎之职；
任命荣庆为礼部尚书，原学部侍郎严修升任学部尚书，伍廷芳为法部侍郎，唐景崇为学部侍郎；
改陆军部为国防部，以铁良为尚书，王英楷、萨镇冰为侍郎；改军谘府为总参谋部，以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哈汉章、谭学衡为参谋次长；
恩准政闻社重新开设，法部主事陈景仁官复原职；
……
创刊号第三、四版则集中刊登了各省发来的请愿书，分列直隶、奉天、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各省，原文刊登，除少数主张待9年预备立宪完成后再开国会外，其余均要求尽快召开，甚至要求3年内就要召开。
《帝国日报》创刊号的发行对舆论造就了极大的冲击，虽然第一天的发行面仅限于京城，但它的影响力却是散布全国各地——各地的报馆为了吸引眼球，招揽读者，甚至不惜专门发行号外予以全文转载——在版权法还未出台的时代，这种行为非但不会受到追究反而值得鼓励与肯定。
创刊号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自从报纸刊登了军机大臣领民政部尚书善耆笑容可掬地接受直隶士绅要求早开国会请愿书之报道后，原本在京城浮动异常的不同舆情迅速消逝，缓行派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对九年筹备纲要的期盼与热烈。
躁动于母腹之中的《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即将迎来破茧化蝶的时刻，为了羽化那一时的光明与辉煌，它已经压抑了太久，委屈了太久，但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1908年的岁末，老大帝国完成了她的华丽转身！
1908年12月29日，上谕：“《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既众议一致赞同，准予刊印，待朕宣誓太庙后诏告天下。”
同日，钦天监记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第一卷完，敬请期待第二卷《席卷大江南北》！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一章 … 独辟蹊径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
大丧已毕，大政初定。
临近岁末，各处来的国防要员、总督终于要回地方去了，众人开始陆陆续续地告别。但唯有两人却被告知不必回原处去了。第一人是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杨士骧杨莲甫，第二人则是时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端方端午桥。
三天前，京城政治再次地震，都察院给事中高润生递上条陈，弹劾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骄横不法，贪赃纳贿；还没等人回过神来，军机大臣岑春煊上奏，以李德顺劣迹昭著且系杨士骧保荐为由，力劾之。高润生倒也罢了，岑春煊却是号称“官屠”，新近又得帝宠，被他纠缠上还有好果子吃？原以为上次他参溥颋不过就是打死老虎，众人尚未提高警惕，没想到不及一月，冷不防“官屠”已然再次发威，第一把火就烧到了号称天下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名下。
可怜的杨士骧猝不及防，连为自己申辩的折子都没拟好，上谕已经下达：“闻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杨士骧身体不适，特旨开缺各项本兼差事，恩准在颐和园养疴！”
——从未过这样的上谕。什么叫“特旨开缺各项本兼差事”？，分明就是一撸到底的另一种说法；而“恩准在颐和园养疴”亦不过是隔离再加监视居住的代名词罢了。
可他敢辩解说自己没有病么？如果那样，非但是对皇帝公开的不满与大不敬，更消却了最后一丝回旋的余地。接旨当天，还没等太监宣读完毕，杨士骧已经一头栽倒，昏死过去，传旨太监和御前侍卫费了不小的力气才将他送到颐和园“养疴”——这回是没病也变成有病了。他弟弟杨士琦时任农工商部侍郎，听到噩耗赶来看自己胞兄时，杨士骧分明已经奄奄一息了。
所有人彻底晕眩，偏生又无法反驳——皇帝也没认定你有罪还是无罪，只说身体不适让你暂时免职修养罢了，至于“颐和园养疴”更是表面上高得不能再高的恩宠——那可是为老佛爷准备的地方。杨士琦腹谤归腹谤，明面上却是一句诋毁的话都不敢说，说了句“好好养病”便掩面而去。
张南皮看见这道旨意，不无恶意地揣测——颐和园不会再来一次大火吧？但不满归不满，他也不敢声张，乖乖地在旨意上副署。不副署行么？不行！善耆、载沣、岑春煊、徐世昌已经副署，莫非连皇上“关心”臣子身体健康的上谕你都要反对？——你安得什么心？
不过一个时辰，第二道上谕呼啸而至：“两江总督领南洋大臣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免其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职。”表面上看端方似乎是被擢升了，再不济也是平调——从两江换到了直隶。但仔细深究，里面同样大有文章——杨士骧的北洋大臣被免了，端方却只接任了直督而未接任北洋大臣的差事，更要命的是，他身上所兼的南洋大臣也被免了。一天之内，号称大清特色的南、北洋大臣全部无影无踪。
面对这一任命，端方也是茫然不知所措，原以为两江地面的巡抚、藩司会照例挽留一下，他在皇帝面前也有个转圜的余地，没想到等了两天没等来他们挽留的电报，却等来了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巡抚领衔的贺电——恭贺他荣任疆臣之首。他这才断绝了最后一线指望，战战兢兢地听候发落。
可两江的地面谁管？众人猜测着，等了两天也不见有新的两江总督任命下达。第三道上谕回答了这个疑问：“赏第六镇统制官段祺瑞以国防部侍郎衔，委江北提督，统筹两江一切军机要务，率第六镇由涞水开赴江宁，节制江南各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江北提督将掌握一切兵权而又没有总督的制约？
可怜的端方根本就不知道，在他的任命诏书发出前，皇帝已经先后给三省巡抚发去密电：“……除各处军务由江北提督统一率领外，原两江总督分管各省事务均由该省巡抚总揽。”这什么意思？这就好比公司里大老板免去了某个部门经理的职务，然后告诉他手下的三个副经理说：今后你们仨各管一摊，直接对我负责！——能不高兴么？能不发贺电“祝贺”端方升迁么？
动杨士骧有理由，为什么要动端方？舆情各有各的猜想：“会不会是因为端午桥弹压安庆造反很不得力？”可这也不对啊！安徽巡抚朱家宝和安徽第31混成协协统余大鸿因为扑灭叛乱有功而被朝廷通令嘉奖，直接责任人都没事，怎么找起端方的茬来了？
也有人推断说是因为端方在太后的丧典上到处摄影而惹恼了皇后，说要办他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可这愈发离谱。听说过有“大不敬”罪名的人新任直督的么？内调军机可以说是明升暗降，难道调任直督也是明升暗降？那直督的位子也未免太不值钱了吧？
这局势，愈发地看不清楚……
也不尽然，有人就心明眼亮。
自奕劻“咸鱼翻身”后，以倒庆为主要目标的载泽便一直闷闷不乐，虽然盛宣怀给他献上了“明打杨士骧，暗打陈璧”的对策，替他寻好了发难的枪手，但当那份弹劾折子拿在载泽手里的时候，他依然是犹豫了许久。
直到某天傍晚镇国公福晋回来，他才像吃了兴奋剂般的高兴，下定决心，决意发动！
怎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前后差别？事情的原委还要从镇国公福晋说起。她是皇后的亲妹子，自从慈禧驾崩，荣寿公主、四格格相继搬出皇宫后，宫里头的热闹便少了许多，国丧期间又不能举行娱乐活动，皇后便越发感觉寂寞。她和瑾妃之间没有多少话说，与同治的妃子之间年龄也相差太多，皇帝虽然态度日益好转，但毕竟国事匆忙，很难抽出时间来陪伴她。这样的环境下，她便和自己的妹子处得火热，隔三岔五邀请后者去皇宫叙叙，一谈往往便是半天，姐妹俩言谈甚欢，早不复慈禧在日时那般拘谨。
载泽非常看重这层关系，不仅在家对自己福晋百般曲就，而且每次都准备了不菲的银钱让其带进宫去运动，希望能多多少少探听些可靠消息来——小德张虽为皇后信赖，但毕竟不复以前李莲英在时的那般精明，而皇帝最为信任的王商偏偏又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载泽便只能遍洒银钱，希望能从只鳞片爪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最近人人都说帝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