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在其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号召广西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抗日战争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当时的朱德总司令在《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指出：“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过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陈毅元帅在《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二十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原理的统一的理解。”
同时，《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在其《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共产党军事理论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执行毛泽东所制订的这套战略。”可见，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和生机活力。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克敌制胜的最佳手段是开展游击战。这已是古今中外许多军事理论家普遍认可的事实。但这些理论家大都从战术的角度，将游击战作为弱者抵抗强敌的一种自然反应。从来没有一位战略家像毛泽东那样，在20世纪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的。毛泽东在与其《论持久战》几乎同时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详尽透彻地阐明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纲领，堪称超群的游击战战略论。
毛泽东科学回答了如何在广大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等重大问题。他指出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简而言之，是指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充分发动人民组织人民，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法，到处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注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相配合，适时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彻底解决战争胜负问题。从而使游击战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举世闻名的创举。有外国学者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理论与陆权战略理论、海权战略理论和空权战略理论共同称之为20世纪四大战略理论经典。认为在当今核武器的时代，在常规战争的范围中，现有的惟一威慑力量就是游击战。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军事科学理论宝库。
《论持久战》（3）
毛泽东在注重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的同时，针对党内一些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就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刻论述。毛泽东指出：“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
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和###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十项具体具体政策和策略专门进行论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纠正党内业已存在和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抗日战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从《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到《论政策》完成了他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必然成为拯救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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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1）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战争指导最难莫过于预测。毛泽东作在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其突出的品格在于其英明的战略预见！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战略领导的最大职能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的准确的预见。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本身的英明，还有在于他能够将一大批批仁人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汲取和总结他们的有益经验和思想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朱德是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贡献最大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就是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1937年周恩来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并亲自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该纲领经与阎锡山多次谈判通过后，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之后，周恩来又提议把对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并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事实证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为游击战争走出战术的范畴，上升到战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周恩来还妥善处理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帮助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持久战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1938年2月，周恩来针对日敌长驱南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现实，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他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点，但这并不是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说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是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阵地战的能力。同年2月，在《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中，周恩来进而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含义：“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支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并强调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周恩来就是灵活运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调去徐州协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继之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终于促成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相互配合，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给长驱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针对敌人的方针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点转向敌后的特点，提出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立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同时依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将产生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补充和发展为：“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新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这对于胜利开展游击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朱德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家。自1937年７月至1940年５月，朱德一面指挥八路军作战，一面公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著。最著名的专论有：1938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16条战术，之后陆续发表专著《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抗日的游击战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游击战争》、《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在这些论著中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一系列战术问题。
关于抗日游击队组建问题，朱德指出，要建立抗日根据地，首先得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的组织，则一切等于空谈。朱德指出，游击队的建立，可由六种方法组成。第一，由政府或军队派遣一部分军队作为基干，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接近战区之我军后方组织游击队。第二，由政府或军队派出干部，改编民团、警察等武装成为抗日游击队。第三，由政府或军队或抗日群众团体，经过训练派出干部，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我军后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四，由政府或军队派遣干部，在敌人后方收集散兵，成立抗日游击队。第五，在被占领的区域由当地民众自动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六，由绿林、红枪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队。除以上六种外，还可用其他方式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2）
关于游击队的发展，朱德指出，应先设游击小组，它是游击队的细胞形态，不论在平地或山川，在乡村或城市，有武器或没有武器，都是可以组织的。游击小组慢慢发展，人数多了，武器多了，可以适当地成立游击支队，其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千人、万人也可以。
游击队的干部决定抗日游击队的前程，所以选择干部是游击队发展与壮大的关键。朱德规定了选择抗日游击干部的六个条件。第一，完全撇除引用私人的观念；第二，不完全用军事观点来决定干部；第三，对抗日救国的事业抱无限忠心的人；第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第五，应有独立与坚持的工作精神；第六，政治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朱德还强调党对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强调党员在游击队中的核心作用。
朱德最先提出抗日游击战的十种战术：
袭击战术。这主要是对敌人的静止部队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