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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板桥（8）
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的几个钱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州湖州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捎回去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很难得地见到郑自己对此倒也并不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俊朗，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听后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乔装贩夫牧竖，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进，才终于弄到了手云云。但这些商业炒作带来的的负面效应是：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前来求字索画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大多都是开口白要或以微薄礼品权充润资。这个可怜的打秋风的老手，现在总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但郑的练达与精明使他有足够的方法应付一切，于是，一张惊世骇俗的告示很快出现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凤楼的大门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不能赔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一一这就是那张仿明人戴易的《板桥润格》出笼的动机与背景。至于非要将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视为艺林美谈，则完全出自后代不识世味酸辛者的附会与误读。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似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年轻时瞎了一只眼睛、现在连另一只也瞎了，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出租房里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趁热打铁在那里暂时呆了下来。黄慎回老家福建住了一阵，终因在大城市里热闹惯了，呆不住，干脆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不再像以前这样自由自在。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还去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蓦然回首，这一瞬间他将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无，它们开始渐渐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宣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杭州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及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打算为自己的世俗人生预先安排后事了。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在上面，他认认真真题了一首诗：“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已有些为时过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被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像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柳亚子的牢骚（1）
十七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苏州文化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虎丘山塘右侧以义烈著称的张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吴中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在这里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柳安如的吴江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政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南社的纯粹文学组织，会在本世纪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画舫前往虎丘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者叫柳慰高，后改名柳亚子—一尚一连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馆对面的戏院里*自许，力捧一个名叫冯春航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文人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柳亚子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柳亚子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学社团，一跃而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知识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毛以及党内同人对柳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抗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党外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柳不仅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被朝野视为*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文化名人——这就是也许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北京解放，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建国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毛泽东却明确告诉他：牢骚太盛防肠断！ 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那首和毛《沁园春》词中“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苏州张公祠初创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诗歌写作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书记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编辑、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柳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柳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革命同志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南社纪略》一书里，柳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孙中山总统府、想担任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蒋介石冷遇就向蒋宣战、共产党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诗毛泽东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定庵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柳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文人们不啻一帖猛药。
柳亚子的牢骚（2）
古镇黎里与北面一个同样古朴的市镇同里相映成趣地坐落在三一八国道的两侧。即使以汽车时代的速度而论，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需车主以一百码的车速开上约三十来分钟方可抵达。而另一座海滨小城金山则相距更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或政治史上，这三处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出于地理学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领袖人物——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分别出生于上述地点，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将它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让人纳闷与意外的恐怕还有柳的突然成名，因为在南社成立以前，这位后来历官三朝，名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教书匠的的儿子，身材矮胖，双目近视，而且还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骄傲的也许只有十六岁当年所侥幸考取的那名秀才，这使他有机会在县城松陵结识了同样前来应试的陈去病与金天翮，并从此眼界始开。次年由陈介绍加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并与蔡元培、邹容等民初风云人物有幸相识，不妨视作是文学家柳亚子向政治家柳亚子所迈出的第一步。当时年方十七、自称维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里藏着拟上清帝光绪的万言书和用肥皂自制炸弹的秘方，言词激烈；行为乖张，私下里的打算却因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伺机在沪上的时新女校里找一位才貌双全的新潮女性做老婆，而且鞋子尺寸必须三十七码以上。虽说当年秋天他最终还是迫于母命与同乡郑佩宜女士订婚，但据南社旧人郑逸梅先生晚年回忆，那几年柳在上海确实跟一个叫史冰鉴的松江女子有过一番情感上的经历。细心阅读他的全集，在年轻时写给某位要好朋友的信中，也曾有“我生命史中最热烈的一段，就是在闸北的情形”这样的表述，可见对这一点他自己其实也并不想否认。这里提到的闸北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上海爱国女校所在地，柳的表姐兼生平知己、后来在南京殉难的才女张秋石曾求学其中，而史为张的同学兼密友。“张娘妩媚史娘憨，复壁摇赐永夜谈。白练青溪厄阳九，朱栏红药护春三”，保存在《磨剑室诗集》内这惟一的艳体，依稀可辨认出几分当时的旖旎风光。当然，在正式出版的柳身后的各种传记里，这样的情史你肯定是读不到的。同时，这一事件似乎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柳的倔强与倨傲一向为世称道，但在外力的强大作用下，有时似乎也会委曲求全，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与让步。如果我们将这次婚事上的屈服与多年后与毛泽东在北京的冲突结合起来观察，虽然性质全然有别，但其中某些性格特征与情感上的相似之处相信还是不难找到。
从上海回来到南社成立前热血耿耿的五年间，刚投身政治、以双料革命家自命的青年柳亚子，却是以新婚丈夫和业余作者的身份在家乡黎里的沉闷空气里度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参与撰稿的《苏报》因言论过激被突然查封，以及他的师长章太炎、邹容等因此事先后被捕入狱。加上其时中国教育会与柳就学的爱国学社又不甘寂寞地闹起了内讧。暂回家中避避风头，静观事态变化，于是也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