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其时中国教育会与柳就学的爱国学社又不甘寂寞地闹起了内讧。暂回家中避避风头，静观事态变化，于是也就成为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其间数度往返苏、沪之间，广交同志朋友，撰写报刊专栏，搜罗乡邦文献，参加各类名目新奇的组织，甚至兴致勃勃拜职业革命家陶成章为师学习催眠术。头脑狂热，兴趣广泛，作为这方面的高潮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在黄浦江边的一条豪华外轮上，他由人领着去拜见了秘密回国的流亡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尽管事后找不到柳个人方面的任何纪录，比如感想、细节、印象、交谈内容等，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见肯定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今天参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的心思缜密的游客，想必仍然可以在磨剑室的案头发现那尊小小的孙的半身铜像。如果你向讲解员打听它的历史，我想她也许很乐意告诉你，自一九○六年秋天柳初次拜谒孙回来以后，这尊铜像就一直被置放在他的案头。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亚子的牢骚（3）
孙当然不是柳惟一崇拜的政治偶像。这个长期闭塞乡间的少年秀才当时犹如一个扑在万花筒的圆孔内留恋忘返的孩子。新时代的画卷在他视线里神奇地展开，挟带着风雷与漫天飞舞的霞光。从卢梭、王尔德、保罗，到*和列宁，还有国人中的梁启超和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似乎都在柳个人的政治星空先后闪耀并焕发出浪漫的持久的光芒。他对古代的卓越人物如严子陵、王粲、贾谊等也一直怀有由衷的敬意。尽管如此，如果谁为柳的虔诚与虚心感动、进而认为这是一个谦逊的青年，那他显然将被证明过于天真。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实来看，一生自命不凡、心雄万夫的柳当时差不多是以一种引为同类、惺惺相惜的态度来接受这些非凡人物的。全国柳亚子研究会的印学专家们或许还乐于从他们的专业角度举证：在柳身后遗下的满满两抽屉印石图章里，随手捡拾几枚就能找出像“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佯狂屈正则（原）”“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样狂言无羁，自高自大的例子。正是后者的大言煌煌甚至在柳身后还为人衔恨以至风波陡起，并将一顶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他的精神躯体一一这就是一九六六年震惊中国政界的反动印章案。所幸其时长眠地下的柳亚子已看不到听不到这一切了，不然其间的风风雨雨，想来绝非牢骚二字可以了得。
分湖位于黎里镇的西面，在柳十二岁随父迁往镇上的周寿恩堂暂居以前，他们全家一直居住在湖边大胜村东头的那幢祖传老宅里。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盖，作为这座景物秀美、民风淳朴的水乡小村最显著的标志。在柳亚子的个人词典里，也许门前后来曾被他比作严子陵富春江的分湖，无论从内涵与外延上来看都应该是相当复杂的概念。比如说，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称，又是家乡文化的缩影与象征，在政治上又时常被用来形容某种与仕途腾达对立的人生状态。甚至还可干脆看作是文坛上大大有名的柳牌牢骚的别称和广告标识。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当我们素怀经国济世大志的诗人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时，扬言隐居分湖便作为某种精神要胁或向对方开出谈判条件出现在他笔下。民国元年他应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总理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因孙未能赏识他自矜的政治才具，上班未满三天便拂袖而去，所留下的纪事诗里就曾明确表示了“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这样的意思。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春的北京，满心打算羽扇纶巾辅助共产党坐天下的柳因仅被授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闲职，当即上书毛泽东表示不满，并声称“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事后看来其政治目光同样也相当近视的柳当时俨然视毛为自己的学生兼密友，他似乎又将他一向得心应手的对付孙中山蒋介石的那套玩法拿了出来，结果却被证明犯下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还是在加入中国教育会，读书写作、在同辈间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时期，柳后来言词激烈，思想极端的性格缺陷事实上早已暴露得相当充分，并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试。当时他好像特别热衷与他的朋友们谈论暴力问题和各种舶来主义。结结巴巴的嗓音犹如乡镇节日的鞭炮声，炸响在分湖深秋或初春那些沉闷的夜晚。而短小、精干的躯体却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给尚淫浸在漫漫长夜中的二十世纪初的江南小镇带来最初的曙色。是的，柳亚子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没遮拦的言词风格，确实天生具有某种与火焰性质相同的内涵与外形，这一点不仅为他的朋友，甚至为他的敌人所乐于承认。然而，由于他的理智无法为他的身体在内部安装一个必要的控制枢纽，这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在给别人送去温暖与热情的同时，有时也时常会因火势过猛或温度太高，从而产生不必要的伤害。例如南社同人汪旭初就曾记有一段他与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柳）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诸葛亮）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相比汪的先誉后毁，诗人、古文名家林庚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林庚白参加南社，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郑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亚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亚子的牢骚（4）
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南社、并出任首任书记，是柳亚子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苏州虎丘效仿复社前辈*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尽管山塘的画舫笙歌与分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中国文人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柳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毛泽东的井冈山那样的传奇色彩。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柳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吴越间巨浸”。前不久当我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苏南经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当晚投宿柳故宅周寿恩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我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我终于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文人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南社对柳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取得共识。一帮地方文人偶然兴会所至、诗酒*，竟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素怀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轻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紧锣密鼓地在加紧进行之中。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柳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陈去病的谦让与高天梅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运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柳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诗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高天梅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陈与高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诸贞壮、胡粟长两位均为江苏巡抚旗人瑞方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诸、胡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柳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写诗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陈去病和诗选编辑高天梅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柳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中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园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亚子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柳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党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柳亚子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南社设法主动与柳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柳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党内同人屈服，柳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亚子的牢骚（5）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柳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前，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应该就已经不止一次为自己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那样令人神往的图景。不清楚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出现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包括多年后当他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京国会礼堂看到经雷铁涯推荐前来担任自己古文秘书的柳亚子时，表示出的也只是礼节性的客套，看不出有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连是否还记得当初有见面这回事也是个问题。这对后者一惯的傲慢、自负、以及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事先曾费煞柳一番心思。无论在衣着、话题、用词、姿态，使用的语调上，均动了不少脑筋，包括身边的黑色大皮包里，说不定还有一部《隆中对》和《资治通鉴》藏着呢！你想想，“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超酷打扮，能是普通人吗？没有韩信和诸葛亮的水平，谁敢这样干啊？而这姓孙居然对此视若未见，仅寒喧几句后就以有事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深感沮丧与忿怒——准确点说，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大大发作。仅仅不过三天时间，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姜子牙，一怒之下就托病辞职，扬言要回他的分湖隐居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大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作为所谓自我尊严维护的那些所呈诗的诗题中，也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