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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弗雷德的出现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谋分子忘记在这座建筑物四周布置警卫。于是从大德意志警卫营（这时它应该担任警戒任务，但却没有值勤）
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大门口担任警卫。这样，下午5 点多，叛乱分子总算控制了他们的总部。但这是柏林城中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那些预定要占领首都并把它交给新的反纳粹政府的陆军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下午4 点刚过，当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的时候，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在这一天要起关键作用，虽然他并不是密谋分子原来指靠的人。他们已对他进行过审查，因为该营被分派担任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他们调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无可置疑的。他曾负伤8 次，最近还得到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难得的荣誉。
雷麦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恩哈尔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5 点半钟，行动迅速的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
现在另一个次要人物挤到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来，帮助雷麦成为密谋集团的送命阎王。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个容易激动和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担任着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他在柏林出现是很偶然的。他是来为一个在前线牺牲的不知名作家发表纪念演说的，同时他想乘这个机会在下午给全营官兵作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问题”
的报告，虽然这天天气闷热，他十分喜欢在公共集会上讲演。
在去邓伯立兹途中，这个容易激动的中尉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没有穿军装，那一天其实并不在柏林，但是哈根发誓说他见到了勃劳希契。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他正同少校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向雷麦要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车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腊斯登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意像雷麦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麦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20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
约瑟夫·戈培尔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难局面下有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困难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这个青年少校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宣誓。雷麦干脆地答称：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说，元首生龙活虎似地活着，他刚同元首通过电话。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就拿起电话同腊斯登堡最高统帅紧急通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柏林的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它的线路，这个失误再一次加重了灾难。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希特勒便在电话里说话了。
戈培尔很快地把话筒递给雷麦。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无线电里听到他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嗄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讲话。据说，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戈培尔、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乘飞机去柏林）和莱因纳克将军（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的命令。元首还立即提升少校为上校。
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已经接到了最高当局的命令，接着就以班德勒街的人们所缺乏的魄力去执行这些命令。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反叛的将军们和上校们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麦，他们为什么不在最后关头用一个全心全意支持密谋集团的军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连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同警卫营一起行动以监视雷麦是否执行命令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这些问题都是7 月20日事件中的谜。还有，为什么当时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险的纳粹官员戈培尔？宣传部一个武装警卫也没有，只要冯·赫尔道夫手下两名警察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工作了。
还有，为什么密谋分子不占领位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这样不仅镇压住秘密警察，还可把关在那里的他们的许多同伙（包括莱伯在内）
释放出来？秘密警察总部事实上并没有武装警卫，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神经中枢——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处也是这样。人们会认为，这些机关一定会被首先占领的，但却没有这样做。这些问题也都无法解释。
雷麦的迅速转变，班德勒街的人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很显然，柏林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迟了。由于目击者的报道充满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难以弄清一些问题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队到哪儿去了呢？在城外驻防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呢？
下午6 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对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使他们知道原定占领广播大厦的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7点差1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这则广播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接着在下午8 点20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无恙的公告以及凯特尔要求只服从他的指挥而不是密谋分子指挥的干脆的命令，对于远在法国，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的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就是反叛军官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队也没有能到达。有人可能以为，著名的装甲部队将军霍普纳会抓得住坦克的，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密谋分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校把他的坦克开进城，他本人也应到班德勒街报到待命。但这个坦克兵上校不愿意参加任何反纳粹的军事政变。奥尔布里希特劝说无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厦里面。但格拉斯麦还是有机会小声地指示他的没有被捕的副官去对柏林装甲兵总监部（它对坦克部队有管辖权）报告情况，并叫他要只服从装甲兵总监部的指挥。
这样，迫切需要的坦克虽然有几辆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碑附近，但大部分没有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格拉斯麦后来用欺骗手段逃脱禁闭。他对卫兵说，他决定接受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亲自去指挥坦克，于是就溜出了大厦。坦克很快从城里撤退了。
在那些因为拒不参加谋反而被马马虎虎、客客气气地看管起来的人中间，这个装甲兵上校并不是唯一溜走的军官。这种情况对叛乱的迅速平息也有影响。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8 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身着正式制服，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的职务。但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
在被审讯的时候，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其实，这时他以陆军元帅的权威本来是可以号召柏林和国外的更多的部队司令官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楼里只呆了45分钟，就又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反。他乘着他的曼尔赛德斯牌汽车，回到他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7 小时的佐森。他对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说，起事已经失败，然后又乘车回到30英里外他的乡村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逮捕了。
现在，最后一幕的幕布拉开了。
下午9 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德国人民广播。到处碰壁的谋反分子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呆若木鸡。几分钟之后，他们获悉柏林卫戍司令、也就是当初错派雷麦少校——现在已是上校了——的冯·哈斯将军已被捕，纳粹将军莱因纳克在党卫队支持下已接管对柏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正在准备袭击班德勒街。
党卫队终于集结起来了。这主要得归功于懀呛返牡澄蓝油纷影峦小に箍贫饶冢驯环哪骼锬峋瘸觯纱丝杉挠赂摇Ｋ静恢滥翘斐隽耸裁词虑椋栽谙挛？时搭上了去维也纳的夜间快车。当火车在利希特菲尔德郊区停靠的时候，他在党卫队保安处的第二号头子、党卫队将军施伦堡的敦促下下了车。斯科尔兹内发现毫无戒备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正处在一种极其歇斯底里的状态。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装队伍集合起来，着手工作。最先说服坦克学校的队伍仍旧效忠于希特勒的就是他。
腊斯登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的争取雷麦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卫队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谋反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谋反分子一边或者甚至已经这样做了的军官，踌躇起来。其中之一是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莱契将军的参谋长。他开始时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设法集合部队，后来看到风势不对，就改变了立场，于下午9 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希特勒大本营，说他正在镇压军事政变。
弗洛姆将军的拒绝参加，曾使起义一开始就陷入危机，因此遭到拘禁。
他现在却活跃起来了。约在下午8 时，即当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拘禁了4 小时之后，他请求允许他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他以一个军官的荣誉保
证决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但同意，而且由于弗洛姆说他又饥又渴，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中有3 个将军到了这里，他们拒绝参加叛乱，并且要求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上司那里去。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里，虽然也是被拘禁起来。他们一到，弗洛姆就告诉他们，这屋子有一个很少使用的后门，他们可以从那里逃走。他背弃了对霍普纳的誓言，命令这些将军们出去组织力量，攻打这座大厦，把他救出来，并平定叛乱。这些将军们乘人不备，溜了出去。
奥尔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乱分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观看风色，到了这时，已经开始看到，叛乱正在失败。他们还开始意识到，如果叛乱失败，而他们没有及时起来反对叛乱，他们就都会被作为叛徒绞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后来这么说。有一个叫弗朗兹·赫尔伯中校的，原本是一个警官，又是一个真心实意的纳粹分子。他从斯本道军火库搞来了一些冲锋枪和弹药，秘密地放在二楼。大约10点半钟的时候，这些军官会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1067＇友们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作了说明，他们也不争辩，就退出来了。
过了20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