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改制（1）
改制——王莽的“大同”梦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以“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实为四十三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千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的手掌还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臣下也很清楚——就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也绝望了，居然想劫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弱智的宝贝外，好像还没有谁像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同声吟诵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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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2）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得像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两千年来都是因为他的谋篡——家天下时代，来自身边的威胁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但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主要是因为谋篡：搞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人导演过这种闹剧，一时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血，简直是民心所向顺理成章。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传”的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儿子为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时怜悯而冷峻的神情。
当然，中国向来是官样文章最多、技巧最妙的国家，往往越是写得声泪俱下越是不关痛痒。然而王莽这道诏书应该是可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的。
因为一坐稳身子，王莽便迫不及待地向苦海众生伸出了手：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对工商业进行统筹统治，平衡物价，实行盐、酒、铁器官卖，把铸钱收归国营，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
……
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能使后人体会到，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学者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确实，读着这些改制的诏令，有时我真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这些诏令真的是两千年前出台的吗？这简直就是上世纪革命家们宣传的施政纲领啊！恍惚里总有个荒谬的想法，王莽，会不会是像前些日子流行过的那种小说写的，我们身边的人穿越时空回到遥远过去的呢？
但事实就是事实，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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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3）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改制——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最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赛场上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纠结起来，像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大，树根在底下暗暗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联结，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暴耸。
即使只是删枝疏叶的改革，也是权术和力量的殊死较量，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往往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到改革家头上了。确实，失败的改革，所有的恶果绝对都是得由最底层的黎民承担了去；有力者有的是转嫁损失的手段，他们甚至能利用改革再狠狠捞上一把。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跟他干！”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遗臭万年的下场。
相比王莽后来狂热的惊人举措，区区郑国的改革只能说不过是小打小闹。
几千年来，英雄豪杰明君贤臣数不胜数，可有几人真正大刀阔斧改革成功呢？王莽有这个能力吗？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他很有自信。
他坚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这副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他的御殿几乎天天灯火通宵。
他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以为自己是再世周公了。他不是靠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教诲一步步走上了人间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是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纷纷报来，祥瑞频频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像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像把匈奴改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像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呢？连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还好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为了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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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4）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终于，各地都报来说出现了“盗贼”、“亡命”。王莽开始还抱着幻想，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