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 城镇中价格上涨幅度也有高有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物价上涨要高于中小城市和县城。1985年北京的物价指数上升，天津上升，上海上升；这些大城市物价增长的幅度较大。因此，这些城市居民的实际感受就和综合平均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有一定的距离。
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对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动的感受大。比如人们几乎天天购买的副食品和日用小商品价格稍有变动，感受就会很强烈。而电视机、电冰箱、手表等耐用消费品多少年才买一次，既使价格稳定甚至大幅度降价，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由于这些原因，往往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国家统计局分布的物价指数和实际生活不一致。
当然，我国现行的零售物价总指数也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比如价格在地域上的差别在城镇物价指数中考虑不够，简单地将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县城的零售物价指数综合平均，形成城镇零售物价指数，这就忽略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区别。另外进入价格指数的商品有一部分已经失去代表规格品的作用，有些属于企业已经转产，有些属于市场有价无货，有些属于消费者很少购买，有些属于想买但买不到。因此，用来制定物价指数的某些代表规格品也需要重新选择。
问：自从蔬菜价格放开以后，许多地方菜价越来越高，有人说现在吃菜比吃肉、吃鸡蛋还贵，这是什么缘故？
答：蔬菜价格问题，广大群众十分关心。1985年各地放开蔬菜价格以后，价格确实涨了不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蔬菜价格1985年上涨，1986年又上涨，1987年一季度比去年同期上涨；这是全国总的情况，但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有些原来蔬菜价格较低的地区涨得还要多一点。……（引自《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第64页）
1988—1989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国家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各种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提高倍，棉花、糖料、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采掘工业产品价格提高55 ％ ，原材料工业品价格提高45 ％ ；在销售价格方面，除定量供应（配给）的粮油外，其他食品价格提高；副食品（蔬菜等）价格提高；铁路运价提高了；国家用于每年价格补贴的钱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不得不增大钞票的发行量。
到1988年，经济学界公认：我国已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供求关系和价格比例；助长了物价、工资的轮番上涨，和各种投机倒把行为，从而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国民经济必须治理整顿。（参看《中国物价五十年》第697—699页）
当时由价格制度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起的物价适度上调，这是合理的；但是，由经济过热、投资和消费膨胀引发货币大幅度增量发行和物价迅猛上涨，那却是反常的、不合理的。
必须辩明经济生活的真相（2）
1988年，我国日用品物价实际上涨，1989 年继续上涨 ；但通过国家对于经济过热状况的整顿、调控，在1990年前后物价短暂地一度平稳。
反常的抢购风潮和摆阔风尚
物价飞涨直接导致抢购风潮甚嚣尘上。老百姓对于有关涨价的消息特别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倾巢而出，盲目抢购。
1988年5月间，中央规定统一放开四种副食品价格的文件送达各单位领导办公室之前，消息早已泄露出去。尚未正式公布前，
人民群众流传着某种不祥的预测，涨价——抢购之风进入高潮。北京、广州、上海的形势还不算混乱，但武汉、南京、长沙等地，有些储蓄所几天之内就不得不关门暂停取款。
各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储户们争相提取人民币现款，已使银库几乎告罄。1988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抢购风潮，抢购的商品主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油、调味品、洗衣粉、肥皂、棉布、毛巾、牙刷牙膏、毛线等。这反映出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涨价的惊恐程度：害怕物价上涨威胁到自己的基本生活。
人们目睹的怪现状是：一些家庭入不敷出，而社会上却又流行红白喜事（婚礼为红喜、丧礼为白喜）大讲排场，似乎不摆阔气就没有面子。迷信观念、愚昧观念尚未除尽，又掺进了“阔老观念”，譬如以往参加亲友的婚礼送5元10元礼金就不错了，现在若没有50、100还是躲在家里，免得背后让别人骂寒酸小气。有人拿到工资全部送礼都还不够，下个月生活费怎么办呢？
1984年到1993年，全国城镇逐步废除了各种票证（最先废除了布票、最后废除了粮票），也就是取消了“官价”和“议价”的差别。但是从1993年市场放开，日用品的物价又明显上涨，幅度为：1993年，1994年 28 。8 ％ ，1995年 ；由此逐步完成了“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到1997年“经济软着陆”以后的几年内，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在动态平衡的局势下，安然进入21世纪。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的困难是上海人最感头痛的事之一，常有三代同堂的窘迫情况。
1990年上海市住房情况如下：大约 200 万户上海人租用国家的公房，每年交付的房租总共 3600 万元人民币。平均每户每年180元、每月15元。
而政府的房地管理部门每年要支付亿元的公房维修费，相当于上述总房租的4 倍。
居住公房的租金，只相当于工资收入的 1／10 至 1／20 。消费结构很不合理。
房屋管理部门根本无法“以租养房”，更无力大规模建房。
上海市区家庭户口平均人；人均住房面积仅4平方米。往往一间 10 平方的亭子间住三、四口之家，并不希奇。而另一方面，住得比较宽敞的家庭也不想“退租”，反正房租一个月（平均15元）才值得两包高级卷烟的钱。
1990年开始，上海市长###领导全市百姓讨论改革住房制度。办法是要求分配房子者必须国家、企业、个人“大家出一点”，个人承担一部分建房费用，采用购买住宅建设债券的办法，若干年以后无息还本。同时适当提高房租，提高的幅度与居住和收人情况挂钩。
1991 年 5 月这个方案正式实行。这项改革平稳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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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北京餐饮价格的变迁
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了几位从业20多年的厨师，请他们以亲身经历回顾1979—1999年餐饮价格的变迁。
所调查的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档次的餐厅，也就是一般工薪阶层经常光顾的普通饭店，而不是路边小摊，也不是高档的星级饭店（如北京饭店、昆仑饭店或高级宾馆）；所说的酒席，是指平民老百姓的普通席（每桌可供8—10人），大众化的中等餐饮席，而不是豪华的宴席。
在“十年浩劫”刚结束的时候，1977年请一桌标准的“北京烤鸭”，或者“涮羊肉”，有10块钱满可以了。足够请十人一桌全套的烤鸭。有时候“摊份子”，十位客人各出一块钱，就足可以美美的聚餐一顿。
1977年的一般菜谱上，荤菜每盘只要几角钱到1块钱。木须肉3角钱，三鲜沙锅4角钱，素食（炒油菜、菠菜、家常豆腐等）只要几分钱。
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西餐，一份1元到3元。
1978年以后，物价逐年明显地上涨。当然工资也跟着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随之而来，餐饮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比如说“德州扒鸡”那是名牌货，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块钱一只；但是到1980年，一只红扒整鸡要3块多钱。
1981年在“华北楼”餐厅，一桌8—10人的普通酒席要16元左右；菜谱上的一盘辣子鸡丁1元，滑溜里脊1元，整只白切鸡3元。
1982年，在大众化的甘家口餐厅，一桌（8—10人）海参席，涨到30元。菜单包括6个凉菜，8个热菜。
1984年大涨价，在河南饭庄，菜谱上的一盘鲜蘑肉片3元，红烧胖头鱼6元8角。莫斯科餐厅一份西餐至少5元起码，一盘奶油平鱼6元。
在这以后，许多老厨师做不动了，退居二线，青黄不接。新厨师的厨艺差了，菜钱却不断涨上去。虽然餐厅的装修设备有所改善，厨师服务员的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菜单上标出的价码有些离谱。
1986年到1988年，物价上涨得邪乎。1986年，普通一桌（8—10人）酒席的价钱突破百元大关。
有位画家回忆说：1987年，我的新婚之日，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了两桌高档宴席，一桌女眷家属，另一桌则是我特请的以叶浅予王人美夫妇为首的四对画家夫妇作为男方亲友代表。两桌酒总共花了400元钱。
印象很深的是，1988年5月1日那一天，全市餐饮业联合行动。一下子涨价50 ％ ，顾客中有消息灵通的，赶忙提前定座儿，结婚的喜宴赶在五一劳动节以前。原来山东饭庄的鲁菜一桌（8—10人）酒席200元，有4凉菜、4 冷盆、4 热炒（整鸡、整鱼）等；劳动节放假头一天，猛涨到300元一席。您哪，爱吃不吃，有的是包桌的主。
1993年，岭南饭店，粤菜一桌酒席400—600元，不过6凉菜（3 荤3素），6热菜。
此后几年，餐饮价格更是一个劲儿地步步攀升。
到1996年，同样的一桌十人酒席，要800—1000元。
1998年以后，餐饮业一度停滞，菜价平稳中略降。以后餐厅朝着设备高档、装修新式、服务周全的方向发展。
90年代后期，高档餐厅和中、低档的差距明显拉开了。工薪阶层的餐饮价格比较稳定。而高消费的四星、五星级饭店，简直是天价，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所能光顾的了。
学生包伙的伙食费
大专、高中学生在食堂包伙的伙食费标准变化，很能说明问题。
同样的学校伙食，1960年以前多年之间，一直是包月12元5角；
但是50年代初期的伙食质量好，每月12元5角，相当于抗战之前4银圆多的水平；
三年灾害时期，社会生活直线下降、物资匮乏，农贸市场物价飞涨，学校伙食很差；
1964年包月涨到15元，略微改善些（只相当于50年代初期的10元水平）；
1978—1979年每月20—30元；
1984年每月40元左右；
1985年到1988年物价上涨得厉害，1989年每月伙食费需要80元；
90年代物价涨得更凶，到1998—1999年间，每月240—300元。
20世纪末大专、高中学生的伙食费，要比20年前高出10 倍左右，比60年代高出16倍左右（按照同样的伙食）；如果饭菜质量的要求再高些，那么伙食费价格更贵。
歌星的身价
“时间就是金钱”如今有了另一种含义。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时间的积累伴随着金钱的积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越来越富，富得流油、富得冒泡、富得发烧。问题在于，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心理不平衡，“该富的没有富起来，不该富的反倒大富特富了！”
大富特富者被俗称为“大款”、歌星影星被俗称为“大腕”。但他们恐怕都称不上什么“知识分子”。有人戏说：流行歌星实际上是“高级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挣钱动用身体，多于动用大脑。试问：花样百出的吼叫、嚎叫用得上多少知识或智力呢？
北京某大饭店里，一位“大款”老爷要请某歌星出场献艺，歌星不肯。款爷大怒。拍出5万块钱，声言：“我就不信5万买不了她露露脸。”这位歌星据说是这辈子头一回遇上有人花5万块钱买她一首歌的。顿觉身价百倍，成了“大腕”。她很有感情地唱了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并给那位大款深深的鞠了一躬。大款爷扬眉吐气：“老子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老子就是想让她出来她就得出来。”您听听，多大的气派！
据说这位大款爷靠“官倒”发了大财；手中的存款至少有6位数吧。他听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扔掉了咱们普通工薪阶层20 年的辛苦所得。而那位歌星“大腕”呢，转瞬之间到手5万。这就叫“水涨船高”。款爷的腰包更鼓了，出手大方，消费档次随之提高；于是饭店要装潢、商店要翻修，歌星的价码也要提高。
1989年1月27日，《中国音乐报》根据1988年的行情，开列了一批歌星的出场价目；并作了说明。这价目表曾引起不小的轰动。照抄如下——
毛阿敏：约1500元；刘 欢：约1500元；韦 唯：约1500元
孙国庆；约1000元；田 震：约1000元；胡 月：约800元；
杭天琪：约800元；红 豆：约600元；那 英：约600元；
范琳琳：约600元；蔡国庆：约600元；
说明：以上所列出场费均为日单场价格，若每日演双场或三场，价格亦可下浮；另根据演出节令、演出场所、招待情况、主办单位级别（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出版单位、企业事业等分类）以及“穴头”同歌星个人交情深浅等项因素，出场费还可再议。
对比：1989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人均月薪213元；一级教授月收入不到500元。
（注：1989年人民币1元折合今元。）
四年之后，行情大涨。1992年6月26日：广州出版的《南方周末》又以“骇人听闻的歌星出场费”为题，披露了当时最走红的部分歌星的出场费：
韦 唯：5000—7000元；毛阿敏：5000—6000元；杭天琪：5000—6000元；
刘 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 行：4000—5000元；
田 震：4000—5000元；孙国庆：3000—4000元；范琳琳：3000—4000元；
解晓东：3000—3500元；蔡国庆：3000—3500元；胡 月：3000元；
那 英：2000—3000元；
说明：这里的数字都是每演一场的价格，而且必须是税后款。
如果每个歌星年均上演100场（有的歌星远不止于此），就以韦唯每场6000元来算，一年收入是60万元，两年120 万元。
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