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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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1949-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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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立功了。解放战士军事技术好,只要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就行了。但他们不会搞爆破,国民党不搞这个,也没咱这劲头。那就跟我们学,练这“手中炮”,这是当解放军的基本功。

  副营长杨健指挥爆破,他离休前是沈阳军区工程兵副参谋长。那是一座小庙,庙里还供着猪头,我们小组3个人蹲在里面,听杨副营长交代任务。他说听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他说一会儿轻重机枪和炮兵一开打,你们听小喇叭声,听不见看我一挥手,就上。我说是。

  从小庙到那围墙是片开阔地,80多米距离,顶多不超过100米。借着炮火的闪光,早把路况看清楚了,刻在心里了。一包炸药30斤,今天拿起来挺吃力了,那时年轻,枪林弹雨中有股急劲,用胳膊夹抱着根本不当回事儿,一口气儿就冲上去了。把墙根下的砖头瓦块扒拉开,弄平整,放上炸药,再用手和膝盖压实些,这时刘春元的那一包也送到了。第一爆破手负责爆破。我说你快走,把那包又放上,又按了按,一拽拉火索,也转身往回跑。

  爆炸声中,部队冲上去了,又呼啦一下退回来,说围墙没炸开,冲不进去。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我冲出去30米左右,一发子弹打中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是从后边打的,我向前拽个趔趄,差点儿摔倒。我说肯定是咱们的机枪打的。杨副营长和连长、指导员也不吱声,那心头可是立刻就明白了。原来那个供着猪头的小庙下边,是个敌人的暗堡,倒打火力点,专打我们的爆破手。杨副营长给我们交代任务,下面的敌人可能都听到了。

  围墙没炸开,不光是墙厚、坚固,还因为里面顶着钢板,还有些装酒精的大罐子。60斤炸药没炸开,这回用150斤。

  我们班长和8班长都争着要去。我说那不行,我没完成任务,这就是我的活。再说我去过一次,也有经验了。杨副营长和指导员杨长胜说,还是鞠海清去。我从裤兜里掏出个毫子(10个毫子为1块大洋),交给指导员,说,我要是“光荣”了,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小喇叭嘟嘟嘟三声响,杨副营长一挥手,我又往上冲。

  身后几十挺(门)机枪、火炮,打得像放鞭似的。敌人也知道我们的爆破手要上来了,拼命射击、封锁。爆破队就是敢死队,伤亡大着哩。可我们颜团长组织、指挥得好,敌人那枪炮不是被打哑了,就是不大敢射击了,猫在楼里从窗口往外扔手榴弹。有的窗口那手榴弹多得分不清个数,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

  我们班副班长毛殿财,就牺牲在那围墙下。他带第一战斗小组搞爆破,没成功,我们是第二拨。我第一次上去时还拉他一把,没拉动,手放鼻子上,已经没气了。

  5包炸药都到了,我把我那包带雷管和拉火索的放中间,又使劲按了按,心里骂着,妈个巴子,这回老子送你们上西天!

  为了保险,我安了两根拉火索、两个雷管,雷管还是从制式爆破筒上卸下来的。这种雷管威力大。150斤炸药威力大,散布面也大,为了安全,在拉火索上接了一根挺长的电话线,那电话线却卷成一团乱麻了。没工夫了,就去拽拉火索,见它哧哧窜火苗子,也没敢往回跑,就顺着墙根往左边跑。也不知跑出多远,轰隆一声,一阵冲击波把我掀到空中,又摔到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离休前为原福州军区炮兵政委的曹海炳老人,当时是9纵25师73团政委。

  中等个头、儒雅文静的老人说:

  战前讲,要自觉保护工厂、学校、商店及一切公共设施,战斗中尽量少打炮,少用炸药,尽量完好地保存这座城市。那道理不用说,谁都明白。有的敌人就利用这一点,在巷战中负隅顽抗。

  我们9纵从天津南部的尖山子地区,向北实施助攻。突破城垣后,我们团以营连为单位穿插、迂回,从德国楼、倪家花园、丁家花园、重庆路,向设在耀华中学的敌43师师部攻进。进至民园广场时,被迎面一幢大楼的火力阻住了。这是幢灰黄色6层大楼,根据火力判断,守敌在一个营左右。

  1连长王仲秋请示,能不能用小炮轰击,我说先喊话,让他们投降。大家就喊,说你们的司令陈长捷已被活捉了,不投降死路一条。我们拼命喊,敌人照样打,机枪、冲锋枪、步枪火力居高临下,封锁住几条胡同口。这时2连、3连也赶到了,都挤在街巷里,随时可能伤亡。

  得给它点颜色瞧瞧。我命令轻重机枪掩护,1连爆破组把炸药送到楼口雨搭下,一声响,雨搭飞上天去,敌人也震懵了,一时间枪也不响了。

  “再不投降就炸楼了!”

  这下子管用了,5楼窗口伸出面白旗,直摇晃。

  大丰桥→金华桥→金钟桥→金钢桥,2纵5师连着攻下4座桥,官兵心头都嘣嘣跳着3个字:金汤桥!金汤桥!

  谁不惦着当“金汤桥部队”呀?

  2纵是只猛虎,5师则是猛虎中的猛虎。

  在东北打了3年,在东北野战军的几个头等主力师中,被“林罗刘”通令嘉奖达5次之多的,只有一个5师。

  辽沈战役中,首战义县5师是主攻,打锦州又是主攻。这回打天津,4师、6师突破,5师打纵深。有人说5师在辽沈战役中伤亡太大了,这回把他们放在了后头。5师的人则说我们是头等主力师,打纵深、直取金汤桥,这是把最艰巨、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当然最放心了。

  5师以15团、14团、13团的顺序,向金汤桥攻击前进。

  离休前为新疆军区参谋长的王林,当时是5师15团1营副教导员。老人高个子,浓眉毛,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在东北战斗、工作近40年,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未改。

  老人说:

  15团在前边摆开两个营,左边2营沿街道往前打,我们1营贴着运河南岸往里攻。副营长带1连在最前面,营长和教导员带2连随后跟进,我和3连在最后边,都往金汤桥奔,没想到却让我们抢了先。

  打下金钢桥是半夜时分,俘虏已经抓了400多。1排、2排在前边打,我带着3排在后边处理伤员、俘虏。伤员赶紧往后送,俘虏来不及后送,先找个院子关起来,派几个人看着就行了。

  被炮弹打着的工事在夜空中燃烧,枪炮声震撼天津城,周围各种喊叫声不绝于耳。这其中最刺耳,也最悦耳的,莫过于此起彼伏的小喇叭的嘟嘟声了。这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独具的一种装备,从连长以下,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人手一个。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记得好像三下江南后就有了。铁皮或铜片做的,自己就能做,一尺来长,喇叭口牛眼睛大小。吹起来说是“嘟嘟”声,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可你又找不出比它更接近的象声词,特别独特,与众不同,因而也就特别有穿透力,震耳欲聋的炮声也很难掩盖它。“冲锋”、“撤退”、“穿插”、“迂回”、“1排上,2排掩护”、“3班在那儿”、“4班到达位置”、“5班请求火力支援”、“第2战斗小组有人负伤”等,一个连在战场上的各种命令、信号,都可通过嘟嘟声的长短,或数量的多少进行传递,打巷战特别有用,尤其是夜战。小喇叭声从东北响到华北,又响到两湖两广,再吹到朝鲜半岛。李奇威的回忆录曾专门写到这种小喇叭,美国人在朝鲜一听到小喇叭声,就要腿肚子抽筋。因为嘟嘟声一响,就意味着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了。别看美国兵长得人高马大的,最怕这个了。

  小喇叭一声声向前推进。我和3排小跑着出了一条胡同,正想沿着横马路向右插,一露头就发现左边路上黑压压过来一群人。是敌人。我随口大喊1连向左,2连向右,3排就冲上去了。敌人掉头就跑,我们追上去抓了70多,也不能追远了,还得掉头奔金汤桥。

  比起锦州,天津敌人的劲头差多了。一是城大兵少,用刘亚楼的话讲是“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是空”。更重要的是士气不行了。守锦州的主要是滇军,战斗力按说没有天津的中央军强,可外围一些据点跟你死打,突破城垣时跟你硬顶,打巷战一次次反冲锋,我们伤亡也大。天津突破后,很少遇到反冲锋。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那军心士气就垮了。

  副连长戈永高带2排最先攻到金汤桥,我和3排晚了一步,连长、指导员和1排也随后赶到了。

  金汤桥两侧桥头堡火力挺猛,不能硬攻。戈永高吹起小喇叭,命令5班长谢永林带人迂回到南面桥头堡侧后,又命令2排长赵立发带一个班迂回到北面桥头堡侧后。两边到位后,嘟嘟嘟各发出3声短促有力的喇叭声,戈永高这边的小喇叭也响了,机关枪就响起来,三下里突然发起冲锋,就把桥头堡拿了下来。

  我到那里时天还没亮,大概是4点来钟,也可能是3点多钟,顶多不会超过5点。后来争论到底是谁打下的金汤桥,谁先到的,问我当时的准确时间,几时几分。我也没戴表,南下后当教导员才奖励一块表,哪能说得那么准确呀!

  都惦着快点打到金汤桥。有的先头部队受阻,有的黑灯瞎火走了远路,但过了金钢桥就是金汤桥,这一点干部都心中有数。跟我们脚跟脚赶到的连长王兰芬、指导员韩辉,问过桥上一个国民党伤兵,他们还带着个天津人向导,都说那就是金汤桥。那伤兵还说金汤桥是法国人造的,能升降。没到过金汤桥,能说出这些细节吗?

  枪炮轰鸣,小喇叭声声,一支支利箭,一路路血火,在天津城呼啸着、冲突着。1纵、2纵、8纵都有部队打到了金汤桥。

  东西两个主攻集团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城拦腰斩断,即按预定计划分头向南北两个半城攻击,将守军一片片、一坨坨、一块块吃掉。

  9纵的任务是在城南助攻,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发起虎威,一举突破城防,打入纵深。

  15日15时,天津攻坚战结束。

  北平的命运也同时注定了。

 第六章 (八)这个184师“真顽强”呀

    天津东郊有个镇子叫东局子,是天津东部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86军293师877团驻守在这里。

  86军是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时改编的地方团队,官兵大都是东北人。293师是86军最强的一个师,877团又是293师中最强的。装备好,官兵中南方人较多,团长田子永和3个营长都是正宗的中央军出身,有战斗经验。

  1月6日深夜,解放军攻击东局子。田子永让前沿守军稍作抵抗即行后退,待攻击部队进入一片开阔地时,即呼唤后方炮兵按照预定的精确距离进行炮击。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不得不在拂晓前退出战斗。

  第二天清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解放军重新发起攻击。守军死顶硬抗一阵子,营预备队打光了,团预备队打光了,逃回去一个营长还是半死不活的。这个营长在地堡中指挥战斗,被塞进去的一根爆破筒震得昏死过去,醒过来后跌跌撞撞走一阵子,栽在地上就爬一阵子,好歹算回到城里,那人已经成了不能言语的哑巴。就哆哆嗦嗦拿支笔,用张纸报告了东局子丢失的经过。

  也真够顽强的了。

  不过,“最顽强”的还是184师。

  “难兵集中营”天津,近6万难兵有近1/10为滇籍,清一色为守锦州的原60军184师和93军官兵,辽沈战役被俘释放后,陆续涌来天津的。

  对这些像乞丐,又像土匪,更像瘟疫、瘟弹的难兵,陈长捷实在头痛、讨厌,不想管,又不能不管,就把5千多滇籍难兵编为冀东保安第3总队。名为部队,却不发一枪一弹,一天三顿饭只能吃个半饱,实际就是画地为牢,集中关禁闭,免得扰民滋事,也不能再到各处兵营乱窜,到处讲林彪大军多么厉害,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

  滇籍官兵怨声载道:打仗卖命就要,不打仗就不要我们,当俘虏有饭吃,逃回来受饥寒。

  内战还未开打,蒋介石先收拾了“云南王”龙云,又把滇军60军、93军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运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欲借共产党之手铲除异己。鞍海战役中,60军184师火线起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打内战不惜血本,又是空运,又是海运,把他们弄来这做梦都未想到过的地方,如今成了散俘、难兵,谁还搭理他们?他们又不同于那些操着冀鲁豫湘赣蜀口音的难兵,从东北到滇池,几近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关山重重,一双脚板,饥寒交迫,什么时候能到家?还能回到家吗?滇军像其他地方军队一样,素有抱团传统,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之一。当了难兵,到了天津,也迅速聚拢起来,像雪球样越滚越大。

  把这样一群难兵组成一支军队,其中不乏一种乡情和义气,让弟兄们有个名分,有个着落,安顿下来。也有国民党的死硬分子,要和共产党继续干下去,像杨朝伦等人。二者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

  原184师师长杨朝伦,与刘国举直接电呈蒋介石,请求恢复184师番号,发给武器装备。经蒋介石同意后,将这些难兵编成一个建制师,辖550、551、552三个步兵团,并有直属特务、工兵、辎重、炮兵各一营,还有一个通信连,领取步枪300支,子弹3万发,在天津南郊灰堆整训,杨朝伦、刘国举分别任师长、副师长。

  鞍海战役时,杨朝伦是184师550团团长,551团在鞍山被歼,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师部和552团起义,杨朝伦在大石桥假意谈判起义,结果一个团只他带几十人逃脱。一年后在梅河口,重建的184师又被3纵第二次打掉,辽沈战役中又在锦州第三次被歼。算上天津这次已是第四次了,这次可是彻底玩完了。

  到12月中旬,由于散俘不断到来,滇籍难兵集中营的184师,已经“发展壮大”到6千多人,形势也越来越吃紧了。陈长捷这才恩准,先后拨给步枪3千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小炮50余门,各种弹药40余万发,并补充兵员1500余人,成为一个7千余人的半装备师,将其摆放在南开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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