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也该轮到他们了。
93团团长安春山、副长官部参谋靳书科和新31师参谋主任宋海朝，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们说我们要打，因为我们是军人，守土有责；我们能打，因为土地、政权、人民是我们的，老百姓拥护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
自长城抗战始，群众给带路、送饭、抬伤员，所到之处受到支援、拥戴。伤员换上便衣留在老乡家养伤，敌人来了，大娘说这是我儿子，大嫂说这是我男人。百灵庙大捷后，举国振奋，万众欢腾，各地祝贺、慰问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地人民代表和青年学生，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的，来做战地服务的，相继于途。
而今，人民都哪里去了？
军事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来。政治腐败，那就是从根上烂了。
居仁堂“剿总”办公室，傅作义在地上来回踱步，插在背后裤腰里的双手，一会儿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
他停住脚步，望着“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
李世杰自然是有问必答的：和谈是革命，不等于投降。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汤伐桀，武王伐纣，自古称道，不伤道德。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这回答无疑应得100分，傅作义却好像总是不满意，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有时问完李世杰，还要问别人。
和谈不是投降，是革命，那不就是临阵倒戈，为共产党“执鞭”了吗？那忠义、气节呢？这“华北王”毕竟是蒋介石给的，他对得起蒋介石吗？当年守涿州，96天后弹尽粮绝，军民饿毙无数，剩下的也没几天活头了，他毅然举起白旗出城了。他战败了，投降了，可他才是涿州之战的强者，令对手胆寒的英雄。而今呢？
还有这“华北王”的荣华富贵呢？他在黄河边上出生，靠父亲背人过河维持生计，把他养大。以这等贫寒子弟，能有今天，他容易吗？一旦失去，能甘心吗？
还有，察绥军会唯命是从，中央军能听他的吗？会不会在城里反起来？蒋介石会不会轰炸北平？会不会派特务暗杀他？远在重庆的妻子、孩子，又会怎样？
心头没底，脑子里一团乱麻。
12月25日，当他从延安广播电台公布的“国人皆曰可杀者”的战犯中，听到“傅作义”3个字时，无论那脑袋是不是轰的一声炸了，这都是使他长时间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杀不杀”、“关不关”渐趋明朗后，脑子里翻腾得最多的，也最让他抓心挠肝的，就是“信不信”、“用不用”了。共产党会信守谈判协定吗？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还是“华北王”，起义也好，投降也罢，都有利用价值。将来呢？江山在手，大权在握，会不会一脚把他踢开，甚至算起旧账，一个个收拾起来？
第七章 （三）名将无名
回顾历史，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那名气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即便在将对将捉对儿厮杀的冷兵器时代，将军的主要职责仍是行兵布阵，运筹帷幄。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怎样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仁见智，实在是自然、正常而又经常发生的。既然世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那么这次我对了，你错了，那次我错了，你对了，也无损名将风采。如果正确意见都是“党委意见”，那将军就吃了“大锅饭”了。
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
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却好像连这种“名将”的“大锅饭”，也吃不上。
因为他从未带兵打仗。
1910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的苏静，读师范时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逃往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九&；#8226；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红军。长征时红1军团在前边开路，时任军团侦察科参谋的苏静，每天的工作之一，是绘制行军线路图。突破腊子口后，毛泽东亲自到1军团指挥部队北进，苏静每天早晨都要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长征期间，他绘制了几百张行军线路图，仅存的几张，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1938年115师挺进晋西，国民党派个联络参谋来做联络工作。负责联络、接待的侦察科长苏静，发现这个联络参谋收买了115师一个译电员，并骗取了密码本。他毫不客气地索回了密码本，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变节分子，并假装无意地不时透露些部队“情况”。晚上，每当这个联络参谋用电台把“情况”发回去时，假装睡觉的苏静就在被子里手写心记，很快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
从侦察科长到情报处长，苏静的主打专业就是这个。
从东北到江南，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主要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到东北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敌主力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营、运输连，远离主力达3天路程。战前苏静仔细核实情报，认准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立即下定决心，调集部队，将其吃掉。
不久，情报处又以准确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44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经常指挥到师团，原因之一就是情报及时、准确。
在东北，林彪曾对他的秘书季中权说，苏静能当10万兵。
苏静是当年唯一秘密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
他的儿子苏晓林，看了他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北平和平谈判》，结论是3个字：流水账。
父亲说：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能怎么写？
儿子说：你当时总有些思想活动吧？再说了，一个人独闯国民党占领下的北平，能没有危险吗？
父亲说：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的，跟着他的谈判代表进去就是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
儿子说：话是这么说，可古今中外，斩的还少吗？再说，城里特务那么多，当时力主和谈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特务炸了吗？一家6口，1死5伤。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实事求是，北平和平解放，你是立了大功的。
父亲说：那时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所以不会有危险。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在这篇回忆录中，他也说“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换别人去，也是一样的。
有件事，如果换个人，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第三次谈判后，林彪交给邓宝珊一封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就和平解决北平提出两个办法前，历数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累累罪行，措辞相当严厉、尖锐。当时双方气氛挺融洽，信未封口，邓宝珊急于知道写了些什么，看罢大惊失色，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把这个情况向林彪汇报了，林彪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原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的。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罗聂”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聂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什么样的果子，他傅作义也只能吞下去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无论如何，傅作义都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辽沈战役，首战义县，攻城部队战前大挖交通壕，直挖到敌阵地前，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可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又能大大减少伤亡。苏静见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视，立即给攻锦州部队发电，要求每师用2/3兵力挖交通壕。而敌守城司令范汉杰，见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那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
军人是讲战功的。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起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了。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他只能属于另一类的无名的名将。
因为师范毕业（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无疑是高学历、大知识分子了），参军就当了参谋（用今天的话讲，叫“坐机关”）。如果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能早就下去带兵打仗了。可他实在太出色了，不可替代，再加上不喜欢宣扬自己，就注定要默默无闻了。
第七章 （四）傅作义之义——他不是战犯了
“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发展。”
这是第一次谈判期间，“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给谈判代表崔载之的电报中的一句话，表达的当然是傅作义的意思：我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并非谋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和平，为国家、民族着想。是战是和，我已仁至义尽了，现在就看你共产党的了。
如果认为傅作义只是一位三星上将，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从张作霖到阎锡山、白崇禧，都是集军事、政治于一身的全能型人物。他们饱经世故，老谋深算，见风使舵，狡兔三窟，用民间大众的话讲，个个都是“九尾狐狸精”。不然，能在一方天地中“王”起来吗？
不过，比之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甚至卖身投靠的大小军阀，傅作义还是个比较纯正的军人，也颇有中国心。
1936年绥远抗战前，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到绥远“访问”傅作义，说傅将军在华北威望最高，应该站出来为华北人民做一番事业，改善日中关系，大日本帝国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傅作义正色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搞什么“独立”。板垣又提出什么蒙绥“自治”，傅作义义正词严：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决不允许任何叛离祖国和民族者来犯，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
自长城抗战后的12年抗战，无论刀兵相见，还是此类“访谈”，在民族大义上，傅作义从不含糊。
谈判桌上，傅作义作出一种“助人不为己”的模样，是因为觉得手里有牌，可以与对手叫板，讨价还价。
第二次谈判，有个“会谈纪要”，傅作义看罢，什么没说。周北峰有些着急：人家说了，所有各项，务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的。
傅作义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说”来个天津城枪打炮轰，一城血火。
涿州城小，人也少，城内1/3为空地，那时枪炮现代化程度又低，火力的威力、密度自然也差，却已使城内军民死伤无数。北平呢？一切正好相反。好在北平人民算是躲过一劫，可天津那一城血火呢？
几十万军队龟缩北平城，200多万军民要吃要喝。各部仓促守城，事前很少积存粮草。老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米珠薪桂，贫苦市民眼看陷于绝境。国民党的运输机不敢低飞，一袋袋大米、白面，好多投入北海，没有喂鱼的就被军民争食。除了寒冬腊月没有长春那么冷，这情景不就与黑地上的那座死城一模一样吗？
傅作义肯定会想到长春，可他是为了避免出现又一座饿殍之城，才决定和平起义的吗？他是手里没牌了，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就是当年在涿州，若是不投降，到头来他傅作义不也只能是一具饿殍吗？
须知，他是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表忠心，押给老蒋当人质了。而这对平津人民意味着的，却是一种什么样的凶险啊！倘是郑洞国守长春那工夫，看上去国民党好像还未大势已去，或是天津果真像傅作义期望的那样，能守上一段时间，连老婆孩子都赌上了的傅作义，会如何动作？那多弹药、少粮食的北平，会成了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没人说傅作义把平津两市的人民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