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 第31部分

　　国民党这个瓜不光是熟了，而是烂了——腐败不就是腐烂了吗？

　第十二章　（二）“我是共产党”

　　　　1949年8月31日，12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湖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一份《整理地方武装初步计划》：

　　在我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继续南下，全国即将全部胜利的局势下，湖南各地杂乱武装，纷纷而起，到处找我党接头。其中一部为我地方党所控制，一部为投机分子所掌握，加以程陈（即程潜、陈明仁——笔者）接受我党八条二十四款，使湖南得以和平解放的情况下，为了慎重妥当处理这批武装，特根据华中局七月二十五日及八月廿日指示与各地情况，作如下初步处理计划：

　　第一，现有地方武装情况：

　　一、各系统武装情况：（参考八月廿九日通报表）

　　二、由于过去环境，不能统一，因此各部分武装，差别很大，从发展时间看，早的在去年11月以前，迟的到长沙解放以后，有的经过战斗有的根本未打过仗，从其成分看，更为复杂，较好的以省工委领导之姜亚勋部（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第一支队）农民群众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他多为兵痞流氓、圈子（即帮会）无业游民，各部队首要人物，则多为退役、失业、被解放军官，帮会大哥土匪头子及一部分脱党叛变分子，与军统特务。纪律不好，不为群众所真心拥护，但大多数（除少数敌特外）首要分子，见大势所趋，都愿在我党领导下，找出路，但由于动机不纯，多于一方面接受我党领导，取得合法地位，一面暗地扩大武装，以便于整编时，争取功绩换得地位，在不能满足其私人欲望时，有的会不接受改编，拉走继续为匪。

　　第二，三种情况十种类型：

　　湖南各地武装，以性质分，基本上可分三类：

　　第一类，基本上党可以领导掌握的，如姜亚勋部，但并不是党可以全部掌握的，内部官兵成分复杂，上下级各部之间问题尚多，我们不能估计过高，这部分数目不大。

　　第二类，为投机武装，到处拉力量，要地位，不管其以何面目出现均□（一字不清——笔者）人民武装，这类武装数目最大。

　　第三类，匪特武装及一部地方武装。

　　以目前情况具体区分可分为十种：

　　一、是我党（地方党）所领导的武装，内部有党的组织，经过战斗纪律较好，如省工委领导之湖南人民解放军总队一支队姜亚勋部。

　　二、有党的领导，但党的组织不纯，力量薄弱（不能起决定作用）其领导人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不好，不为群众所欢迎，并未经过大的战斗锻炼的，如省工委之四支队彭汉云部。

　　三、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湖南革命军人民主促进社）所控制与组织的部队，如常德的陈采夫。

　　四、华中局社会部城工部派出之被解放军官，利用其旧关系，收罗失意的在乡军人，利用解放军名义，拉拢敌人地方武装（自卫队等）封官加委，组织起来的武装，成分复杂，纪律很坏，如“3130”之江南地下第四军唐拔部队。

　　五、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局势下，一部分投机分子，乘机利用我解放军名义，招兵买马，任意加委，所组织的部队，成分极端复杂，纪律很坏，曾与我兵团联系过的，如湘潭王作民，湘南李铁山部。

　　六、敌人武装，经我长期工作，可以控制掌握的，但今天仍在陈明仁兵团的，如232D宪兵十团保警大队等。

　　七、工厂企业部门，带有自卫性质的武装，事先起义，或为我控制，或被迫留下的，如黄金洞矿警。

　　八、敌人地方武装，看到我大军南下，哗变过来的，如李高峰部。

　　九、敌伪县区武装，如保安团、自卫队，留在当地未走的。

　　十、敌特土匪有计划侵入我们内部，或潜伏伪装过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如湖南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毛肇勋部。

　　第三，处理原则：

　　第一类，基本上应是培植帮助，但应严格审查，清洗其坏分子（尤其是军官）彻底改造、整顿与建立党的组织，保证成分纯洁与党的绝对领导，方能成为地方武装。

　　第二类，迅速坚决融化、改编、遣散达到消灭的目的，但应灵活政策，有步骤，其军官应适当处理安排，但不再带兵。

　　第三类，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孤立。配合以军事清剿扑灭，与发动群众展开反匪斗争，达到坚决迅速消灭的目的。对地主武装暂不动，但持枪抵抗的应坚决消灭。

　　按各种情况，具体处理应是：

　　第一种，为党较有基础的部队，经过战斗的，应是帮助培植的方针，但在整编前只保持原样不再扩大，应严格审查彻底改造，加强领导充实骨干，整编为分区或县的地方武装。

　　第二种，虽为我党领导的武装，但党不起决定作用，并不为群众所欢迎的，应加以整训，改造清洗抽调不可靠干部，适当分散，编入分、主力。

　　第三种，对民主促进社控制的自卫队、保安团，应通过与利用外围关系，解除武装，编散部队，而不得原封不动，对所新组织的部队，应集中整训，了解情况进行改造，然后适当分散编地方主力或野战军。

　　第四种，对3130的地下第四军及类似的外围武装原则上以编散为主，但在步骤上应先以集中整训为名适当的（不是全部的）集中进行争取教育了解情况，最后分散补充野战军或地方主力部队。

　　第五种，基本上可按照第四种类型处理。

　　第六种，在陈明仁部队所有的关系部队，不论其成熟与否，均不拉出，仍应在其内部继续保持。需明确肯定，今天陈部队能巩固即是我革命的胜利，但应布置有关系的部队，在整训过程中，能以起积极带头作用，成为进步的骨干。

　　第七种，工厂企业部门，带自卫性质的武装，不论有无关系，基本上采取保留改造的方针，对坏分子加以洗刷，领导加以改造，再由工人中吸收一部分好的成分，参加进去，但对于清洗的亦应适当处理。

　　第八种，伪县长保安团长，自卫队长，率部投诚的，可按华中局指示。（缴械编散不得原封不动）

　　第九种，伪县区保安团、自卫队按第八类处理。

　　第十种，惯匪特务分子，不论其投诚，或伪装过来的，均交地方军或野战军，解除其武装，然后再分别真正投诚或伪装潜伏，分清轻重主胁，按照党这方面原则处理。（但惯匪一律暂不释放）

　　所有地方武装不论在敌人统治区与我们解放区，亦不论为党所直接领导的武装，或外围武装，均应立即停止发展，并严禁今后自树与冒充名义，同时各部应即加以整编，取消空番号，（如一师仅三四百人）以上各类武装凡属强征收买来的士兵，在整编过程中，在不妨碍收缴武器的条件下，愿回家者，应准予回家，多数不愿干者，（不是特务鼓动）亦可整队解散，其军官（不是特务分子），家又在已解放地区内，愿回家者，在估计不会为匪者的情况下，亦可准予其回家，（其家仍在未解放地区者暂不放）并给必要的路费。对有功者，给予鼓励，好的可以留用或介绍其工作，愿回家者，优待遣散，对不愿回家与不能留用者，以分区为单位暂集中训练。（营以上军官，送兵团集中训练）

　　第四，根据林邓指示，这些武装，不论怎样，既来与我们接头联系，总比跑散为匪或跟着白匪跑了将来再去清剿要好些，所以只要来就表示欢迎……

　　这个文件叙述的只是湖南的情况，其实在中南6省，乃至全国各地，基本都是这样子。

　　杨应彬，广东大埔县人，离休前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老人儿时喜欢文学，上世纪30年代写的《小先生的游记》，再版12次，曾被反动当局列为禁书。解放战争中，老人在粤桂边打游击，任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纵队参谋长。

　　老人说：

　　广州解放前夕，华南分局组织个教导团，1千多人，都是干部，准备接收广州。2营是先头营，我是营长。10月1日从大亚湾出发，先去龙川，就是现在京九铁路和广梅汕铁路交会处，到那儿迎接南下大军。二野4兵团和四野15兵团，当时已经进入广东，他们把广州解放了，我们才能去接收呀。

　　紧赶慢赶，赶到龙川，还是晚了，四野部队已经过去到从化了。先头变后卫，掉头就追，到了惠阳，就听说广州已经解放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这些人，先是搞地下斗争，后来打游击，到处钻山沟。辽沈战役后，北方捷报频传；四野南下了，那就一天天数着日子盼会师了。那可不是一般的会师呀，那就是胜利了、解放了！现在想来，这辈子也没那么着急、激动过。

　　快到从化时，见到些掉队的四野官兵，好像是43军的，都是病号，拉稀的，打摆子的。东北人，水土不服呀。我们穿着便衣，就自我介绍一番，说我们也是共产党的队伍，要到广州去干什么。说道明白了，大家握手，那个高兴、亲热呀，恨不能都抱着行个外国礼。

　　李长华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个把星期，我们文工团在沿江路青年会馆演场戏，招待武汉地区的地下党，是省委城工部主办的。先开会，首先为牺牲的同志默哀，然后邓子恢讲话，讲如何搞好城市接收工作，恢复、发展生产。

　　我们先在门口发票，来了１千多人。有打鱼的、有修鞋的、扛包的、拉黄包车的，还有老爷、太太、小姐模样的、西装革履的、破衣烂衫的，都是做地下工作时那套打扮。有的拿到票，就一把抓住你的手，那手握的呀。有的说，我能叫你一声“同志”吗？我们就说，同志，同志，咱们会师了、胜利了！有的抱住你就哭啊，我们也哭。

　　离休前为福州空军副司令的张实杰老人，中等个头，寸把长的白发，不胖不瘦挺结实，记忆力也好。自南下后一直在南方工作、休息，仍是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快人快语，实话实说。广东战役时是43军128师382团团长，就是他率领382团最先冲进广州的。

　　他说：

　　解放广州，我们赶到沙河时，碰到一些人，不少是学生，说广州敌人跑了，快进城吧。有几个人还说自己是共产党，有的战士就喊地下党派人来接咱们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觉得太好了，这回有活地图了，就说咱们快走吧。哪知过沙河不远，这几个“共产党”就没影了。

　　广州解放第二天，福惠路那儿就出现几面旗子，三角形的，上面写着某某“支队”的番号。后来越来越多，这个“支队”，那个“纵队”，大都称“司令”，司令部门口站着哨兵，戴着红袖标，有的还持枪。有的找到我们，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什么队伍，要求接受我们指挥。有的一听就是胡说八道，把自己吹得了不得，好像广州都是他们解放的，还有几千人马在什么地方。没说自己是共产党的，也没有说自己是国民党的。

　　进关到华北没觉出怎么的，过江后就难了。都是新区，两眼一抹黑，许多地方说话听不懂，找个向导都难。那时见到地下党、游击队，那才亲呢，耳聪目明，心里有底呀。也有冒牌的，那也没什么，咱在农村如鱼得水，有的唠上几句就露馅了，连队干部也能掂出几分真假。广州这大城市，刚进来不看地图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有些懵门。当时我们认为，后来也证实了，有些确是咱们的地方武装，有的就是假的。刚解放，乱啊，街面上乱，市面上乱，敌特活动，晚上到处打信号弹。可不管怎么乱，谁都明白这天下铁定是共产党的了，一些投机分子就冒出来了，想浑水摸鱼捞一把。

　　我们43军还有战斗任务，要离开广州，这事一时搞不清，那也不能不管。找上门来的，热情接待，说什么都记下来。觉得是假的，也不惊动他们。把他们吓跑了，转入地下了，或是上山为匪了，再整起来就麻烦了。

　　44军经营广州，政委吴富善下令，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登记、甄别。

　　在长堤路一座教堂里登记，营以上干部都去。那天挺热闹，人多呀，里里外外都是人。不知谁把枪弄走火了，有人心里本来就有鬼，枪一响，拔枪就打。院子里的人不知怎么回事儿，也操起枪来。附近部队以为发生叛乱，赶过去，又一阵猛打猛冲。枪声停了，真的假的，伤亡20多人。

　第十二章　（三）张轸成了解放军的军长

　　　　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河南省主席、19兵团司令官张轸，1948年秋即萌反意。

　　河南罗山人张轸，先后就学于开封陆军小学、南京第4陆军中学、清河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时代结束，就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北伐时在程潜任军长的6军当团长，因屡建战功，很快升任师长。台儿庄大捷，他率领由几支杂牌部队混编的110师血战40余天，毙伤日军5千余人，曾被李宗仁的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评为“运动战第一”。随枣战役，被授予宝鼎勋章。率66军远征缅甸，亦有出色表现。

　　屡立战功，却改变不了杂牌出身。待到内战重开，屡吃败仗，那日子就更难过了。1948年夏天，时任第5绥靖区司令的张轸，其绥靖区司令部和省政府所在地信阳，已成豫南孤城。

　　共产党及时发出呼唤。

　　先是河南地下党通过张轸的女婿做工作，策动他起义。接着周恩来、陈赓也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信息，表示希望。这年秋天，张轸表示愿意起义。

　　1949年1月中旬，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在开封接见了张轸的女婿张尹人，提出张轸起义的地点，最好是在武汉。

　　信阳已成孤城，指日可下。到武汉，在那江南华中“剿总”所在地，大战在即，剑拔弩张，或者两军鏖战之际，突然反戈一击，杀出一支人马，那是什么成色、效果？

　　共产党是不到火候不揭锅。

　　却让张轸弄夹生了，一锅饭也撒了不少。

　　58军军长鲁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