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西追击宋希濂，我和司务长出去筹粮，回来晚了，吃点剩饭，有时还吃不上饭。他说弄粮的还吃不上饭，不干了。我说咱是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应当的。他说你应当去吧，还骂了一句。我火了，上去给他个耳光子，他踢我一脚，被大家拉开了。
营里批评，让我检查。我说我动手打人不对，先动手就更不对了，指导员打人更是错上加错，我向司务长赔礼道歉，也向大家保证再不会打人了。大家都批评我。一个从60军起义过来的上尉教官阎柏春，到我们连当技术教员，却向着我说话。说大家吃不饱，指导员不辞辛苦，想方设法弄粮食，这是爱兵如子。共产党军队不讲打骂，可司务长顶嘴，还骂人，事出有因，打也没啥。我听着脸臊得这个红呀，说阎教员你快别说了，你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可你把我与国民党相提并论了。
我当指导员时19岁，在朝阳牺牲的那个炊事班长已经30多了，这个司务长也比我大不少。部队讲资格，对年轻的领导不大服气。辽沈战役前指导员集训，一个抗战初期的老指导员发言，说我提条意见，不是给大家的，是给毛主席提一条。东北小孩伢子，黄嘴丫子没褪，动不动就提起来，能干啥？
16岁参军，17岁当班长，调我去牡丹江学译电，正赶上部队要去剿匪，我就要求去鹤岗剿匪。通信科长找我谈话，说人家调学都像考状元似的，你怎么不去？我不好说有人瞧不起我这个小班长，就编了个理由。动员大会上，合江军区一个副司令讲话，说许多同志积极参加剿匪，这个很好，可有的同志，像司令部通信班长王玉兴，是不是目的不明确，有发财思想呀？鹤岗土匪老巢有个采金沟，听说剿匪时有人真发财了。那时那人直来直去，讲话不拐弯儿。我一听，这个闹心呀，憋老气，上老火了。
土匪化整为零，我们也分散活动。有天得到情报，土匪要来偷袭司令部，参谋长派我去60里外一个团去报信，调一个团增援，并强调至少要两个人去。我心里寻思，一些人瞧不起我这个“小孩伢子”，副司令又说我有“发财思想”，是骡子是马，这回给你们遛遛。
我跟副班长说声我出去一会儿，拉马就走。太阳偏西了，有点饿，也有点怕。沿途到处是土匪，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在村头小店买了两个“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又喝了二两烧酒壮胆，左手抓缰，右手把支小马枪吊在胳膊上，发现敌人顺过来就能开火。
过个村子，路边门吱呀一声，出来几个土匪。问什么人，我说自己人，脚下马镫子一磕，手中枪就响了。听到后边枪响，那日本大洋马已经冲出几百米远了。快到地方了，明晃晃月亮地里，前边两个土匪叼着两个大烟袋，烟袋锅那红火一亮一亮的。东北抽烟的人多，那时都是个大烟袋。我的枪先响了，打倒一个。这下子可糟了，两边高粱地里枪声炒豆似的。那大洋马像箭一样快，那也快不过子弹哪，土匪打枪又准。那工夫也来不及想这些，只觉浑身血都往头上涌。老天爷保佑，竟然皮毛未损。
信送到了，团长说就你一个人？我说就我一个。这边我挺“英雄”的，那边参谋长可急坏了。有人说我开小差回家了，排长了解我，说不能。参谋长说能不能也是胡来，他一个人伤了、亡了，误了大事怎么办？我可没想这些，满脑子都被逞能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填满了。
当一年多排长，教导员想让我当指导员，营长要让我当连长，说当指导员就把王玉兴瞎了。我当了一辈子政工干部，体会最深的，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什么事都得做出好样子。战争年代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你得打仗勇敢，军事上有一套才行。
翟文清、赵兴元、张仲先、王志建等人，都是政工干部出身。有的当指导员还兼连长，有的当了教导员，又接着当营长。可对他们来说，干什么都算不得改行。
李洪奎老人说：
二保临江的三元浦战斗，我是20团1营教导员，带领主攻连2连占领村外几幢房子时，头部中弹，那血流的呀。后来医生说，那子弹再往里一点点，脑浆子就出来了。正包扎着，3连报告敌人要突围，我带2连迂回过去，抓了200多俘虏。
夏季攻势打南山城子，营长重伤，没副营长，就我和副教导员赵兴元。他带突击连1连打下一个制高点，还剩个砬子山，我说这个你掩护，我来。观察地形，发现敌人防御重点左侧有条雨裂沟，小树挺密，决定3连从那里攻击，又让2连放下背包，轻装绕到背后，从悬崖上攀爬上去，突然袭击，打敌人屁股。方案报到团里，认为很好，集中炮火掩护，歼灭号称“虎师”的新22师一个加强连。带突击排的副指导员张维明牺牲了，指导员李春山抱挺机枪往上冲。
冬季攻势打文家台，赵兴元当营长。这个人打仗好哇，勇敢，又有头脑，文武双全。我还带2连主攻，冲锋时趔趄了一下，我知道中弹了，是右大腿根。还好，没伤着骨头，还能跑。那时候，政工干部不能打仗，战士瞧不起你，说你是卖“狗皮膏药的”，在战斗部队难生存，只有到机关去。
赵兴元老人说：
一会儿军事干部，一会儿政工干部，要说有什么差异，那就是后者更要突出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光耍嘴巴子功夫，那怎么宣传人、教育人、带动人啊。
在东北，我那件大衣基本都在战士身上。营长、教导员有马骑，两个副营一匹马，从东北到华南，除北平入城式外，4个营干那屁股少有碰马鞍子的时候。天冷了少穿点，缺粮了少吃点，行军路上还要多背点。从指导员到教导员，步枪、冲锋枪、机枪，背包、锹镐、米袋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而且越是走不动的时候背得越多。湘赣战役期间，大热的天，肚里没食，眼冒金花，还扛挺机枪。真走不动了，也咬牙挺着，心里说再走几米，再走几步。
行动是最有力量的。嘴再笨，行动好，战士就服你、敬你、听你的。
王玉兴老人说：
在鄂西追歼宋希濂，有个叫得玉山的，是从傅作义部队起义过来的个兵油子，总掉队。他是河北人，参加国民党军队前在北平拉洋车，腿脚挺利索的，就是耍熊。我说加把劲，快到宿营地了。他说我倒想加劲，可这肚子不让加劲呀。我替他背背包，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再挺上一两个月就是好日子了。那时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所以都能咬牙挺着。可你听他说什么？革命有前途，个人没奔头，我是挺不到那时候了。我说你也是穷人，革命再苦再累，也比你拉洋车有奔头呀！他说我拉半天洋车挣5角钱，两角钱住店，两角钱吃饭，还有1角钱喝茶听书去，那日子美着呢。
过个叫“陈大山”的山，山陡，下雨，还吃不饱饭，得玉山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说指导员，你是个好人，就当个大好人行不行？我说怎么当大好人？他说你把我枪毙了吧，我实在吃不了这份苦了。我说抬，4个人把他抬起来，我也抬。我们是炮兵，马驮人扛，多少装备呀，一个炮架4个人抬，这回还得抬个大活人。围困长春时，我右大腿负过伤，不大吃劲，一个趔趄坐那儿，差点儿把他从担架上摔下来。1班长骂起来：妈个巴子得玉山，指导员拖条残腿抬着你，你他妈的还叫个人吗？有人撸胳膊挽袖子要揍他。后来他还告诉我，说有人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他嘴上让我枪毙他，其实是耍赖、耍熊，最怕死了。
得玉山不敢耍熊了，我却不大行了。
我19岁当指导员时，同等职务的东北兵，全师没几个，当指导员的就我一个。我从小争强好胜，干什么都想争个头名，组织上这样信任我，我不玩命干好工作，对得起谁呀。工作好坏另说了，我敢说我是全连最累的人了。按说心里痛快，人是累不坏的。而且我们那时那人都知道不能讲困难，干什么能没困难？这困难，那困难，那仗还打不打了？可这一切都有个条件——得肚子里有食呀！
过陈大山之前，副营长见我背两个背包，还扛支步枪，问我行吗。我说行。心里话：谁叫我当指导员呢？当指导员就得行，不行也得行！
可咱东北人到江南，水土不服，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生病加腿伤，更要命的是饿肚子——当指导员的，饭也得带头少吃呀。古人说“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老百姓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天少吃也饿不死，可天长日久，那人就挺不住了。马也好，骡子也好，拉不出去，遛不动了。
三、粮食！粮食！
李树基老人说：
南下过了河南信阳，有些地区就没有我们的地方政权了，有时就得自己筹粮了。
最后一次与地方政权打交道，是在湖北，快过江了，一个小镇。一个区长，是个南方人，腰里别支盒子炮，带个警卫员，把一群保长、甲长叫来，限令各保各甲多长时间交多少粮食，一个个画押，还得联保。那个区长瞪眼睛，拍桌子，像训狗似的。过后我说你怎这么凶呀？他说对这帮人就得这样，不然他们糊弄你。开始大规模筹粮是在咸宁。那时有些部队已经喝粥了，有的连粥也快喝不上了。
在山东、东北都筹过粮，干我这行的这是基本功。辽沈战役前，谭政讲大军南下北宁线，如果后方供应不上，各部队可以就地打土豪、吃大户，解决粮食问题。结果，一是后勤供应上来了，二是缴获也多，用不着这个办法——这回到江南用上了。
我住处旁边就是保长家，10多间房子，有钱，阔气。他明明在家，我去见他，家人却说不在。我让警卫员去找他，说我们首长让你去，跑步去。这回他颠颠地来了，点头哈腰的。我让他坐下，说你给家里写个条子，晚饭前送来1千斤粮食，不然今晚就别回家了。
当时群众最普遍的思想，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怎么办？特别是一些老革命根据地，当年红军走后，白军大肆烧杀，群众受害很大。一些保、甲长跑了，有的躲起来，不敢出面。这个保长40多岁，在当地威信挺高，相处几天，对天下形势和我们的政策了解一些，工作还挺认真、配合。
民运部有个100多人的民运队，打起仗来就下到各部队去，组织民工运送弹药，抬运伤员。大都是东北翻身农民，大都30岁左右，从部队抽的老战士，年纪大，本事也大。在东北走到哪儿如鱼得水，过江后南方话听不大懂，当地人和北方人也有些隔阂，他们却很快就能贴上去，和老百姓弄得挺热乎。军里还有几百南下工作团的学生，医院、文工团要不了那么多人，部队处于战斗状态，他们去了也不合适，得有个过渡阶段。我就说都给我吧，让几个民运队员带上十个八个学生，下乡征粮。一些人还是老百姓打扮，有的女学生穿花衣服，大家就把自己多余的军装拿出来。不够分，穿件上衣，或戴顶军帽，像个“工作同志”就行。学生热情、聪明，纪律性也挺好，南方话学得可快了。
我们到得早，当地还有些粮食，征粮比较顺利。我再三强调不能侵犯穷人利益，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他们留下口粮，下面政策执行得也行。逐渐地就不行了，后面的大部队陆续上来了，都来征粮。我们在那儿征，他们也去征，我们征完了的，他们还去征，有时一个乡有几支征粮队，这可怎么行呀。
在咸宁南边一个乡，兄弟部队一个征粮队，在那儿挨家挨户搜粮。我火了，把他们批一顿。那个队长哭丧着脸，说我们也知道不该这么做，上级也不让这么做，可部队等饭吃，我们有任务，没别的办法呀！
这是有人的地方，一些地区老百姓跑光了，没人，那粮食怎么征？就是搜，这家那户，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地搜，搜不到饿肚子，搜到了，在那儿放几块大洋，或是写个条子放那儿。
想来想去，决定成立个“咸宁地区办事处”，统一征粮，统一管理、分配。请示军里，批准后就挂块牌子，再刻个关防大印，到处贴布告。各师在各县也照此办理，在县政府办公，最小也是团政委当办事处主任，我们民运部再派去几个民运队员当特派员，与原来的乡、保、甲长打交道。国民党政权垮了，随军南下接收城市的南下干部团还没到，这种做法实际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后来各部队也陆续效仿，在所到之处成立类似的办事处。
这下子可把我们忙坏了。这拨走了那拨来，一天到晚团团转。乱征乱派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可那点粮都交上来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有的部队还打埋伏，自征自留自用了。一些来要粮的人冲我喊，这点粮还不够塞牙缝的。有的说没长弯弯肚子，就别吃镰刀头子，挂那牌子干什么？
我是山东人，脾气本来挺倔，这行干久了，也磨炼出来了。我就解释，今年水灾，眼下又青黄不接，敌人撤退前还抢走许多粮食，“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点“羊毛”，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其实，这话不讲也都明白，大家是急呀。部队吃不上饭，都急于把粮食抓到手里，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呀。一支饿着肚子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民以食为天”，军队没粮也是天塌地陷呀！
四野铁道兵团的一个团，在咸宁北边修桥，跑来要粮。我说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第二天，团长、政委亲自来了，说李部长呀，能不能再接济点呀？那政委说铁路修不好，后方粮食运不上来，你们再辛苦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说这道理我明白，铁道兵同志辛苦我也知道，可我只能按人头分手头这点粮食。谁多报人头，我也不一定知道，我敢拿党性保证的是，我们绝对是公平的。
许多旧政权人员都逃跑了，留下来的鼓励他们坚守岗位，为我们工作。我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有优势，而且知道天下是共产党的了，大都老实、听话。醴陵县长没跑，病了，住院，找我们说要“起义”，枕头下还放支枪。我说你这叫什么起义呀？他脸都吓白了。民运队南下时没有枪，到湖南后装备齐整了，清一色20响，东北人叫“20搂”（读lou）。都是筹粮时没收乡长、保长的。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