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写着写着，军号响了，是起床号。
那时的节假日，放假不像现在这么多，春节也只休息5天。临放假前一天，我就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回家门也不出——5天能写多少东西呀？
1994年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除了外出采访，这回就坐家写去吧。
1999年写《战将》，半年时间没下楼。
去年底，有人请吃饭，我没有名片，临别问我家里电话号码，我一下子懵那儿了。坐家两年多了，也用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呀？那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回家问女儿，女儿没笑，当然也不会想到我是保密、不讲。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枝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时上趟街，妻子就跟着。坐在马桶上想稿子没事儿，走在路上让车碰了呢？
有时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刚结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没人催，一本书多少万字，预计多长时间写完，每天要写多少字，那是只能超额，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还有完吗？
曾有人批评我：你不好抓紧时间采访吗？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开头什么都写，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了后者。而自选择了这种文学样式后，一部作品的采访工程结束了，那感觉就像听到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还有，或者故事（世上还有这种事啊？），或者思想（这小子怎这么想的呀？），每页文字都得有点抓人的有新意的东西，使人欲罢不能。不然，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工夫、耐性把几百页一本书读完？就像一出小品，几句话不能引人发笑，人家就换台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写了吗？而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瞅着衔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气力。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走近它。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采访也是一样。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采访工程完成1/3，起码进至一半左右，构思、立意，想写个什么东西，就得有数了。不然，你千难万苦，像个孕妇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东西，可能许多都是没用的。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百余万字的东西也是一样。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我那时不是这样。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中的这些诗句呢？
而今，曾经年轻得像刚出海的红日般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
2003年，颇有成就的画家、与我同岁的创作室同事李秉刚，突然辞世。向遗体告别出来，创作室的同事说：正隆，悠着点吧，别拼命了。
听说我退休了，有同学来看我。忙碌大半辈子，昨天还上班呢，今天就一个急刹车甩到家里，别说身子骨受不了，灵魂都无处安放了。同学是准备来劝慰一番的，结果也是一个急刹车，内容全变了调儿。
无论怎样不服老，心理年纪多么年轻，自然法则都到达这一站了。年轻时觉得生命仿佛是无限的，那个谁都得去的地方，遥远得简直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人这一辈子，是到什么时候想什么事儿。而这些年来不能不想到的，则是有朝一日去了那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哪？
孩子购物回来，常让我感到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呀？去了商场、超市才明白，任是什么样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卖的，可哪儿有卖时间的呀？就算有，也能轮到我，寸阴寸金，买得起吗？
近30年前，有作家写小说《减去十岁》。像我这把子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有句话，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时间买不到，也不能减去10岁，那就只有抢了。一天24小时，不会多出1分1秒，就只能从这有限的24小时里抢。唱歌跳舞打麻将什么的别说了，连散步都与我无缘，就只能跟睡眠抢时间了。 “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我总记得我的祖辈的这句话。好在人老觉少，而且老天爷保佑，“不会吃饭”，睡眠质量特别好。有时来了困劲，别说上床了，连屁股都懒得挪离椅子，就想出溜到那书桌底下了。一觉醒来，头脑明晰，精神抖擞，拿起笔来，就有了与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那个姑娘谈恋爱的感觉。清晨和上午是最出活的，中午睡一觉，就成了夜猫子。没睡午觉，脑子昏沉沉的，下午和晚上差不多就算白活了。补救办法是洗个澡，特别是好好洗洗头，使劲搓挠。
其实，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做客，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特别是同行、喜欢文学的朋友。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属人的欲望我都有，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只是实在耽误不起时间。
正值青春年华，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耽误的好像还不止10年。
2003年秋，某单位（“单位”2字显然不大准确）邀我写篇东西，写完寄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审读，书稿却不知给弄哪去了。这篇东西倒是不长，十几万字，那也字字皆辛苦呀？去找，找出一嘴泡，牙也疼。没辙了，却又大难不死，而且完全是在绝望后的无意中发现的。再送审，这回可是完全、彻底了——时至今日，也不知书稿哪去了。
采访、写作耗时一年多——就得把这一年多也抢回来。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累啊。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上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划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