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
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
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１９０２ 到 １９１２ 年间以 １６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
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
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
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１９６６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６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
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
变为计划出 １５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
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１０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 １３ 卷的中译本。为保持
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
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
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
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
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
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
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 ２ 章）；南
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 １、第 ３、第 ７、第 １４ 章
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 １ 章 刘敬坤
第 ２ 章 高士华
第 ３ 章 李宝鸿
第 ４ 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 ５ 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 ６ 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 ７ 章 丁于廉
第 ８ 章 高士华、董卉
第 ９ 章 范磊
第 １０ 章 周祖羲
第 １１ 章 曾景忠
第 １２ 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 １３ 章 马晓光
第 １４ 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 １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
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
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
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 １０ 卷到第
１３ 卷的 ２８ 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 １８００ 年
到 １９４９ 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
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
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
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
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
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
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
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
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
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
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
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
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
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
来。例如，第 １２ 卷第 １ 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
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
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 １０、１１
和 １２ 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
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
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
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
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
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
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
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 ２０ 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
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
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 １９ 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
（白莲教，１７９６—１８０４ 年；太平天国，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捻军，１８５３—１８６８
年；回民，１８５５—１８７３ 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１８３９—１８４２ 年；英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
意见。
法，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法国，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年；日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１９００ 年
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 ２０ 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
度的 １９１１ 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的国民革命，１９４９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
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
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
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
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
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
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 ５０００ 万人（现在为 １ 亿人）甚至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 １０ 亿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
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与 １７９７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 2 版，第 126 页。
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
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
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
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
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
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
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
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
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
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
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
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
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
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 １８０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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