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13部分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自由中国
１００
１４５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８０
６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５５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




延安
１００
１４３
２３７
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９９００
１１９９００
５６４７００
未计算

来源：关于“自由中国”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５２　页；关于延安，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８４　页。

岁入丧失、对外贸易条件迅速恶化以及通货膨胀，迫使共产党人寻找新
的收入。没收和“自愿”捐献已不再有成效，因为在实施比较温和的统一战
线士地政策前，大多数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经过土地革命。他们现在已拿不出
更多的东西了。党无可奈何地被迫向陕甘宁几乎全部人口征税。税分为三种：
（１）谷物税，以实际产量而不以土地拥有量为基础：（２）其他实物税，特别是
麦秆和羊毛；（３）货币税。中农和下中农对这些税感觉最强烈，在此以前他们
极少交税。１／５　左右最贫困的农民（他们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大约　１００　磅谷物）
仍豁免谷物税和其他实物税，但到　１９４１　年谷物税已超过　１９３８　年的　２０　倍——
这一负担使民众极为抱怨。此后，在　１９４５　年或许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
府部门支出减少导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税收水平有一点降低（见表　２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陕甘宁的谷物税
表　２６　　　　　　　　　　　　　（单位担，１　担＝约　３３０　磅）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粮食产量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粮食征收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
０．８
０．８
３．６
６．３
１３．６
１０．７
１１．３
９．１
７．８

来源：施兰：《游击经济》，第　１２８、１８８　页。

在　１９４１　年，农民的这项负担非常接近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省政府征税的
估计数，但由于它是在激进累进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为减
轻较贫穷农民的税收负担并尽可能缓和他们的抱怨，党中央于　１９４０　年中开始
发布更紧急的号召，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希望借此用一种索取部分地替代另



一种索取。
边区政府较早废除的麦秆和羊毛实物税在　１９４１　年恢复了。民用部门和军
用部门急需麦秆作为役畜的饲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满足对纺织原料的需
要。
几种现金税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较高的水准。在广泛的商品及
服务的范围内征收的营业税类似经常受到谴责的前政权的“杂税和附加税”，
但它是想要抑制进口产品及烟、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费。边
区政府也从仍存在于陕甘宁的许多小规模私营企业征收各种商业税；１９４１　年
这些税收入约　８００　万陕甘宁元（相当于　３００００　担小米）。
因为这些税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权宜之计也用上了。但
毛警告说，欺骗性的财政和增加对陕甘宁人民的需索均非长久之计：


任何空话都没有用，我们必须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是向人民
索取，而是奉献。我们给人民带来什么呢？在陕甘宁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组织、领
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一步一步提高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①

首先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和边区终于再次阻止了经济恶化并得到了稳定
——虽然是低水平的。这一时期没有运动更受重视；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毛发表
了他那内容广泛但未完成的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文章。虽然有意识形
态的背景，但几乎他的所有建议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许多是常识性的
注重实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乡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实现。受篇幅所
限，这里只能提到产量显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区。表　２６　显示，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　４０％。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１９３９　年
还微不足道，但到　１９４４　年已达　３００　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
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
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拓宽
市场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间，播种面种几乎翻
了一番（从　８６０　万亩上升到　１５２０　万亩）。①
纺织工业的产量与原棉的产量相对应。１９３８　年仅　７３７０　匹（每匹　２５　平方
米），随后两年每年产量加一倍，　１９４２　年达到　４５０００　匹，而　１９４３　年迅速
上升到　１０５０００　匹。②自然资源的开发（盐、煤，一些原始的油气井）、灌溉、
扩大的牧场以及造林都有积极的发展。到　１９４４　年，陕甘宁的领导和地方干部
仍面临许多问题，但至此战争中期的经济危机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对的安
全感，有了重新获得并被加深了的民众支持或认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整风运动”。③它正
式开始于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当时　１０００　多名党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听毛泽东
对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致辞。如我们可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人的早


① 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　232　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　120　页。
② 施兰：《游击经济》，第　146　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　年的百分 比）：家庭工业（44％），
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 合作社（6％）。
③　　“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干部教育和对党的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的关心一直是一
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展这场特殊运动的决定可能是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举行的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革命”
和清除“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动”。④遗憾的是，
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文件现在还看不到，而且关于这次会议也知之甚少。
整风运动从未正式宣告结束，但到　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显然已经
达到，而且它也不再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党员留出时间和精力了。整风运动自
始至终是党内活动，限于党员，没有一个党员能无视毛在　１９４２　年春夏期间发
表的演说与讲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陕甘宁，没有一个党员能躲避无
休止的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整风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为自己的思想。
就全党来说，这在纪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见方面是一次艰苦的锻炼。
在战争最初几年党的迅速扩大使成员极为不纯，其中大部分缺乏组织经
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陌生，更不要说对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了。知识
分子、学生、目不识丁的农民、顽强的长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
入了扩展中的党的队伍。来自上海和北平的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男女和农民
们组织在一起。这些农民从未到过比离家最近的集镇更远的地方，而且他们
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来人。很多不合格的党员、机会主义分子和间谍混进党
内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两个最近的对手——张国焘和王明——在中级干部
中还有同情者。从毛的立场来看，如果党要成功地迎接面临的挑战并为前途
的不确定性作好准备，这些人必须被净化、融合和经受磨炼。
毛自己的学说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
这种学说将指引前进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①得到陈伯达等理论家的指点，又
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经验、有才能的同事的协助，毛泽东现在觉
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个人权力上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了。
毛在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对党校的演讲中阐明了运动的主旨。在对党的基本
良好状况做了例行的赞扬后，他指出党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即“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在报告的后面部分对此三点加以详述。①毛赋予这几
个听起来模糊的术语以生动的、现实的意义，这些决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观
主义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视为护身符或灵丹妙
药，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些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
像研究烹饪配方却从未做过一个菜的厨师，或者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
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④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166　页。
① 见本书宣道华著第　14　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
《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　2　版，第　21　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
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
法。
①《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63　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 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
年》。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
很有用……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
比屎还没有用。你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
什么用处呢？②

但是，如果说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评是针对行为像旧时达官贵人那样的教条主
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主观主义还有一个对立面：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孤立地
按照事物自身的条件去观察每一种情况，只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不要思想指
导的倾向。经验主义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狭窄的农民干部身上见到。基
于这两种现象，毛号召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
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
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
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
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
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
‘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
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①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
都既严重而又棘手。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②
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
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
（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
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
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毛再
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
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
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
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
听众。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
很有知识。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
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
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
的主要对象。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
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
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①上接二连二地发表了抨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75　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5—826　页。
② 《反对党八股》（1942　年　2　月　8　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　33—　53　页。下文简短摘要
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①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　21　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