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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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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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
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
领导。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
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 1 月 11 日至 31 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
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亚美论集》;罗斯?Y.
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
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 年》。又见肯尼思?W.
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 年》。
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
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
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
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 38 位代表:
国民党 8 人,中共 7 人,青年党 5 人,民主同盟 2 人,民社党 2 人,救国会
2 人,职教社 1 人,村治派 1 人,第三党 1 人,其他无党派代表 9 人。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 232—233 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
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 435 页)。
③ 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581—
584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722—744 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
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
小 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
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
治的施政纲领;对 1936 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
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
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
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
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
军组成。他们在 2 月 25 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这一协定
将在 18 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 50 个师,约 84 万人;
共产党方面则为 10 个师,14 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关于这些军队的
部署也达成了协议。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
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
解。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
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
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事后来
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
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事实
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
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①今天来
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 1946 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
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 1946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
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
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
主同盟在有 40 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
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
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国民党政府没有
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国民立宪大会于
1946 年 11 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 1936 年宪法的修改草案。1947 年 1 月 1
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
的代表在 1948 年 4 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②


① 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 年 12 月—1947 年 1 月》第 1 卷,第 353—354 页;
《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358 页。
② 关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9 卷,第 1—130 页。关于政
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 131—177、177—341 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
使命》第 1 卷,第 8—68 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 142—222 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第 317—345 页、375—381 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 D。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 1946 年 3 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610—621、634—639
页。



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在这
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 2 月 25 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
军队的名单。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
例如,马歇尔将军在 1 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
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
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实际上,直到 4 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
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
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
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①
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
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
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
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 3 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
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
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 24 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
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 4 月 18 日进入
该城。政府军在 5 月 19 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
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 5 月 23 日占领了这座城市。
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
攻的军队。①
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
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 1946 年 6
月 7 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1)终止东
北地区的战斗;(2)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
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
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
基地;(3)贯彻实施 2 月 25 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
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 6 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
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
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
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
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
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

马歇尔使团直到 1947 年 1 月 6 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
至 1946 年 6 月 30 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


① 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 1 卷,第 49—63 页。
① 柯乐博:《20 世纪的中国》第 267—271 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 年内
战史》,第 77—82 页。



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 J.司徒雷登博士
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 7 月份抵达之
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 1947 年初被召
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
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 6 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
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 8 月 1 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
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
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
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
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 8 月 19 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
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 10
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
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
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
整个 1946 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 1 月 13 日关内停
战时和 7 月 7 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 10
月 10 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
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 11 月 19 日返回
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12 月初,共产党表示,
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
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 1 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
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 1946 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
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
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
愤慨与 1946 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
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 CC 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
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
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
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
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
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
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
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


①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 330 页。
② 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1949—1950 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63 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
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
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
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
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
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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