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一直支配政府军的军事思想，当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行动已使这种作战思想
过时之后很久，也还是如此。而当政府军终于出城时，他们又总是被对手战
术上的优势所制服，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意识。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一个较强对手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在 １９４５
年以后就这样使他们得益非浅。就政府军而言，他们既没有利用日本人入侵
所提供的机会去发展一种有效的游击战，也没有去掌握约瑟夫？史迪威等人
曾试图教给他们的现代化的作战技术。当日本人撤出这个战场而剩下两支中
国军队相互对抗时，政府的指挥官们已不能同他们敌人的行动较量。到 １９４８
年下半年，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术与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效结
合的行动，使他们能够协调地指挥远远超过百万战士的大军在几条战线上同
时进行的相互配合的攻击战。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济南失陷后不久，蒋介石表示，已对军事战略、战术、训练
和战地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
弃。①蒋显然终于领悟了他的军事问题的实质，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32 页。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
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谈判姿态。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
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 １ 月 ２１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
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 ４ 月 １ 日
抵达北平，但除了 １ 月 １４ 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
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 ４ 月 ２０ 日。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
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１９４９
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
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４ 月 ２１ 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 ３００ 英里的防线渡过
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４ 月 ２４ 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５ 月
３ 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５ 月 ２２ 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５ 月 ２７ 日打下上
海。５ 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 ５ 月 １６—１７ 日夺取了这
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 ７ 月至 １０
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 １０ 月初撤离这一战场
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 １０ 月
１４ 日和 １１ 月 ２２ 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底，林的部队
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
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 ８ 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４ 月
２３ 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
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
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
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
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
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
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 １９４９ 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
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
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
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
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
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
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
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
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
挥更加无望。①
１０ 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的首都重庆。蒋介石于 １１ 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 １９４９ 年秋季人民解
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
着又在 １２ 月 ９ 日迁往台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
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
后于 １２ 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台湾成了国民党约 ２００ 万支持者的避难
所，其中包括 ５０ 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
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８ 日召开，来
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 ６６２ 名代表出席了会
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 ９ 月 ２７ 日确
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１０ 月 １ 日，毛泽东庄
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
消除。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
也几乎被摧毁。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 １９４６ 年，当时，
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
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
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
法。
实际上，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
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
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
的利益范围。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
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
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
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
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
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
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
胁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马歇尔于 １９４８ 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
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
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
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
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
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①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
552—553 页；《李宗仁回忆录》，第 517—528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82—383 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 １９４６ 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
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
上打败政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
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于是，１９４７ 年 ５ 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
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 ５、６ 月间提出的大规模
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１９４７
年 ７、８ 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
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
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过，返回华盛顿
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
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①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
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
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
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
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
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
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
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
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
石以谋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
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
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
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 １９４８ 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
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
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
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 １９４８ 年晚期的三
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
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
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
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
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
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
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
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
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
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
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
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
国的失败》，第 349—493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758—814 页。
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１９４８ 年底到 １９４９ 年初的美国
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
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
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
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
共领袖在 ４０ 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
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 １９４４ 年对迪克
西使团的声明；１９４９ 年夏邀请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
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
接近。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在 他
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