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 年）
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
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
（东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页
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
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
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
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召开立
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
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
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泽东 １９２０ 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
是决不一致的；从 １９１７ 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
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
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
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
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
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
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
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
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
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
“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
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 １９１９ 年文章中的
“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
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
一起的。自 １９１８ 年或 １９１９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
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 Ｍ．Ｎ．罗易那样，不根
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 １９２０ 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
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
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
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
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9—230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4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2—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1—194 页。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
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
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
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 ３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
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
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
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
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
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
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
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
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①
到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
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
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
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
道路”。②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
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
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
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
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
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
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③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④在一场随着开展的
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
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 １９１９ 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
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
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
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
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
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26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3—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194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 127 页（蔡和森 1920 年 5 月 28 日的信）和第 121 页（毛 泽东 1920 年 11 月 25
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5—277 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第 110—111 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 1919 年 11 月 16 日和 28 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
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3—172 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61— 163 页。又《改革婚
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②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 １９２０ 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
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
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
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
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
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
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 １２ 月 １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
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
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
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
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１２ 月 １ 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
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
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
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
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
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
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 １５ 亿，分成 ５ 亿是“资本
家”，和 １０ 亿是“无产阶级”①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
“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
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
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
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
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回答
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9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6 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 327—329 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6 页和第 15—41 页，特别是第 20—23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4—152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89—296 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
1920 年 8 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 128—143 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
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 1919—1921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42 卷第 1
期 （1982 年 11 月），第 29—61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3—162 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
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
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
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
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
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
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４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
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
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
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
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
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
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
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
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
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
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