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
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
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
１９２１ 年中期到 １９２３ 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１９２３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写的。①
这篇文字，正如 １９１７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
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
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
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
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 １２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
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
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
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即毛泽东从事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62—163 页。这封信和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
《蔡和森文集》，第 37—40、49—73 页。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和 1921 年 1 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
东书信选集》，第 1—16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81—84 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6 期（1923 年 3 月 1
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
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
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
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
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
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
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
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１９２２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１９２２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１５ 个
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
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
辩证法，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
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
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
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
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
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
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
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
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
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之间
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
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
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
年》，第 1 — 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１９２５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别，在 ２０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
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
在 １９２６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
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
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
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
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
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
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接近岁未之
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
分析他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
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1 页。
在 １９１９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
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 １２ 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
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
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
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
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 ２０ 年代早期的思想。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党的机关刊
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在自修
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
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
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
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