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② 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 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
平上》,第 60—64 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 297—299、310、323—326
等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4 页。
④ 王若水于 1982 年 5 月 7 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 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
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 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
发展。(金思恺:《毛 泽东思想》,第 60—64 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 年大连版的前
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79 页。又 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
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 学》第 1 期,第 29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300 页。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5 页。
② 《黑格尔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239 页。



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
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
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
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
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
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
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
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
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
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
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
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1933 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
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
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①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
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
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
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
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
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②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 1937 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
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 1938 年和 1950 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
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
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
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
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
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
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
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
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
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① 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295 页。
② 《辩证唯物论》,第 93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在这一段中, 有若干变异,但是,
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 年毛泽东并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
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 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 1941 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 作
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9 页)。



①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
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
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
会在 20 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
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
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②这段话是最早
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
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③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
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
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 1938 年 10
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 1937
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 30 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
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
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 1936 年对它
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
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
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
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
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
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
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 1936 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
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
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
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
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
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7 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 8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58 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
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
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75 页。
① 原载于 1936 年 2 月 3 — 5 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
些。从 1935 年到 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
(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
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
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
在毛泽东于 30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
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
1938 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 1945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
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
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 1938 年以
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
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
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
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
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
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 1938 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
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 1945 年所说),①不仅
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
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
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
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1938 年 10 月关于中国
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
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
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


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卷,第 332—337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261 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
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
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
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
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
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
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
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
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
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
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 19 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
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
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