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
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
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
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
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
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
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
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 1928
年和 1929 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
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
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 1924 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
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
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
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
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
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 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
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 年 1/3 国民党员年龄在 25 岁以
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 1928 年和 1929 年寄居欧洲,并且至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0 页。
② 《晨报》,1928 年 1 月 11 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 2 期(1927 年 10 月),第 102 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 133—199 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 331—333 页;阿
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 1 卷第 1 期(1975 年 1 月),第 57—59
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 334 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 1 万人。见江
上清:《政海秘闻》,第 72 页。
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
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1928 年 5 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
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 1.5 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 9 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
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
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
1928 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
在 1924 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
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 年,陈
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
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
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
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
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
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
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
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
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
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
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
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
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
以,紧接着蒋介石于 1928 年 1 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
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 2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
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
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
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
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
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 68—73 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页;陈公博: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78—190 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页;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 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
第 96—131 页。
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
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 年 2 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
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
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
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 1929 年 3 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
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
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 1/4 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
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
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
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
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 1929
—1931 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
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
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
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
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
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 1929 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
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
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
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
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
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
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
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
18 年后,在 1946 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
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 27—29 页;《中华年鉴,1929— 1930 年》,伍德海编,
第 1163—1173 页;迈纳:《浙江》,第 64—79 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 158—159
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 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 年》,第 1170 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 年》,第 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
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 1/10 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 年 3 月 21 日;《反蒋运动史》,第 46—47 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8 年 4 月 14 日,第 48 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5 期 (1946 年 8 月 24 日),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
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
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
种状况:1929 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
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 1935 年有 43%是军官。在 1927 到 1937
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 33 个省份的省主席,有 25 个是将军。③在这 10 年间,
政府支出的大约 2/3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
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
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 10
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 3 — 5 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 1 卷第 6 期(1946 年 8 月 31
日),第 5 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 53 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 572 页;田
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40 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 75、147 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
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 1929 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
已于 1928 年 6 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 年 12 月 29 日,满洲四
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 1916 年以来第一次名义
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
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
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
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
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
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 1928 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
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
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
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
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
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
①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
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
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 1928 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 1929
年 3 月撤销。然后,在 1929 年 1 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