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到 1936 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
国本土 18 个省中,仅有 7 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
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
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
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
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
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
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
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
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 99—120 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
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①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
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 10 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
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 1933 年,现代
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3.4%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65%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
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
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 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
2.5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 1934 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 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 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 10 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 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 50%至 70%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 10 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5 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 年》, 第 66、69 页;卜凯:
《中国土地的利用》,第 387 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 1934 年 4 月 1
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 1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89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217 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 年政府开支总额
不到 4%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
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 1937 年所
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
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
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 1927 到 1937 年这一时
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
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 6000 平方英里。1937
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
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
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 10 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
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 1937 年以前农
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
农民在 1932—1935 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
因而猛跌,在 1934 年下跌到低于 1931 年水平 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
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
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 1934—1935 年,金融萧条处
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
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 年稻米收获量低于 1931 年收获量的 34%;
大豆几乎下降 36%,小麦下降 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 1931 年水平的主要农
作物。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 1931 年的 244.3 亿元下降至 1934 年的
130.7 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
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 1934 年和 1935 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37、439 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 77 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 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 10 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 年》,第 235 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 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 166 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 (1935 年 7 月 1 日),
第 134 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 30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 1935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 1936 年和 1937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20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1935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 10 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 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10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 1931 年
到 1936 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 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 10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9.4%;棉布增加 16.5%;银行存款(按 1928 年物价)增加 15.9%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 年生产仅高于
1929 年的水平 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 1929 年水
平的 12%和 21%。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1928 年中国发电量仅为 88 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 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 8800 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68 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20
日)文章,第 4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10、396—399 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 119 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 84 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 年》,第 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 30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 10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 30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 10 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 1937 年比 10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 1929 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 年,政府废除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 1935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 1928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