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轨长增加 ４７％。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 １９３０ 年足有 ２／３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１９３４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
年 2 月），第 220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 同上书，第 317 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３８．７％——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３６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 １０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１９３５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 １９３６ 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 １２％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 １９３４ 年末的
１２６０ 万元跃至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的 １．１５ 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 ９０００ 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 １９３５ 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 １５ 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 １３％。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 250 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155 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 66—67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20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45—246 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
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 １９３５ 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
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
标，资源委员会在 １９３６ 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资
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
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
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
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该委
员会仅收到 ３０００ 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１５ 个
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
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
—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
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
１９ 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
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
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
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
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
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
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 ９０ 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
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
为方式。①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35—240 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
究。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59…260 页。
中国的新心态，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
从 １９３６ 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
南京政权在同年 ６ 月至 ９ 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
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
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
—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
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
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
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
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
迫使蒋介石在 ７ 月 １３ 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
“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
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１９３６ 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中
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
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
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
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 １９３１ 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
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
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
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 ２０ 年以来最大
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５ 年的平均值达 ４５％。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 １９３１ 年以来从
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１９３６ 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
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
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 １２ 月说，“在最近几
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 １０ 年之初，蒋介石被
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
① 《纽约时报》，1936 年 10 月 4 日，第 25 页。
② 《大公报》，1936 年 12 月 13，第 1 张第 2 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
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
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
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 ３ 万—
—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
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
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
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 １２ 月 ４ 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
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
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
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
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
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
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