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等美德。每个家和家长都渴望发财致富和人丁兴旺，尽管事实上只有很少
的农户能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农民都持有的这些价值观念，是农村社会赖以
建立的基础。仁井田陞不无调侃地着重谈到，不论大小和贫富的农村家庭莫
不如此：
总而言之，从远古中国就存在产生小家庭的条件……近年来，到中国，特别是到小家庭占
优势的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中国农村大多数的家庭是小家庭，而人们曾设想存在的大家庭很
少。有一段时间，人们曾企图说明中国大家庭制的衰落。但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小家庭的继续存
在，而且也未注意到小家庭和大家庭本质上都有同样的特征。这样，如果我们说，今天小家庭是
很久以前的家庭制度衰落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衰
落。①
为了使这种合作单位获得收入，家多方面地运用它的资源，而务农仅仅是诸
多可能之一。
家获得收入的来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统一体的一端是地位低下
的打散工，这种工作脏而且烦，要离家，甚至要离村。其次是当小贩、伙计
和掮客，做这些事要有一点技术，地位高一些，也比较干净。他们的收入往
往并不比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为多，但是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有吸引力的。
统一体的中间是务农，不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租种别人的土地。统一
体的另一端是经营土地、放债、开店、做官，或是当军官。每个家长在分配
家庭的人力资源时，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中作出选择。虽然某些工作
收益比别的工作多，但每项工作的社会代价——工作的远近、地位、清洁状
况、艰苦程度和风险——也必须仔细考虑。
到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２５ 年，农民家庭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时，似乎已有
了很清楚的顺序。最高是当官，甚至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而后是务农；
接下来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做家庭仆役。费孝通在报
告中提到，家长通常试图至少培养一个儿子成为官员或军官。①林耀华研究了
福建省的两个家庭，记述了黄东林要与他的姻兄弟合作开店，而不是在田里
② 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见第 9— 10 页。
③ 同上书，第 249 页。
① 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 151 页。
①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见第 4、5 章。
帮工。商店终于兴旺起来，他得以为他的家庭建一幢新屋。②一些家庭积累了
相当多的土地后，开始出租部分土地、放贷和从事商业活动。③如果我们根据
农村家庭的财产来划分它们的等级，我们发现在较穷、较小家庭的收入中，
从低下的、风险大而报酬少的收入来源——它们全然与务农无关，或弥补他
们很低的农业收入——之所得，总是占有很高的比例。④拥有的土地多于维持
家庭生活的家庭，把他们的资源较多地用于农业，而很富有的家庭通常从事
商业活动，不是去耕种自己的土地。⑤
只是当个别的家庭能从其他家庭得到某种不足的资源时，它才能按照自
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资源。这就需要家庭之间的安排——通常是在亲戚关系的
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到怎样通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协议——有关出租或佃入
土地，借贷农业资本，借出和贷入现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劳力等
等的书面合同或口头同意——达成的安排。在台湾的家庭之间的契约，经初
步考虑，与晚清和民国初年大陆家庭间的抵押和典当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
地的契约，看来十分相似。①家庭总是在废除旧的契约，又和不同的家庭订立
新的契约。总之，农村家庭间的私人契约安排，是为获得不足资源所优先采
用的办法。
家的合作形式
农村家庭在村里谋生并不单靠契约，他们还互相合作。这类合作名称各
不相同，在某些村社很普遍，但在另一些村社则否。合作采取两种不同的形
式。②第一种只包括少数农户，他们在季节性需要最紧迫时，短期共用他们的
土地、劳力或农田资本。这种形式的合作出现在朋友和亲戚之间，时间短，
通过相互同意而终止；在乡间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形式存在。第二种形式包括
一个村子——有时是几个村子——的许多农户，他们组织起来，并承担某项
事业的费用。例如看守庄稼——这在中国北方很普遍——或者组织村防团。
后者对所有的村来说，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时，是共同的活动。还有合作加工
农作物，例如甘蔗，特别是在广东和台湾南部。但是，需要大规模合作的最
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抗旱治水，包括防洪蓄水和灌溉。
农村治水的组织有两种类型。有些并入规模巨大的系统，由负责维护大
河堤坝的公职官员管理。第二种类型由一个或几个村级组织构成，只为自己
村社的农户服务。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有某些共同特征。参加者都是有土地的
农户；他们分配费用和利益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土地少
的家庭贡献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们由一个包括有经验的农民治水人
②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 25—35 页。
③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见第 27 章。
④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153—158 页；见本书第 5 章。
⑤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319—332、333—336、343—367 页。
① 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 3 卷 第 5 期（1976 年 11 月），
第 1—32 页。
② 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 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
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261—278 页。
员体系管理，轮流履行自己的职责。①森田明在对清代治水情况的权威性研究
中，总结了六个以上省份的治水经验，这些经验也沿用到民国时期。
在河北邢台县，为了利用河流，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两个治水组织。这两个组织以水闸作为
治水的标准单位。每座水闸的职员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被称为连户。因为这些农户支付
了修理水闸和供水渠道的费用，交税，还提供了无偿劳动，所以他们参加治水的管理，他们也
得到用水的利益。即使在绥远和山西也有由水浇地主人组成的治水组织，这些农户和上面提到
的农户一样，也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些有土地的农户提供建设和维修治水设施所需要的劳务。
他们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户拥有土地的多少来分配（按地亩浇水）。管理这些治水组织的
基本原则——诸如职员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根据拥有土地的量分担费用和分享利益——与
华中、华南的治水组织并无二致。②
当然，在农民能被引导到把他们的资源用于这类事业之前，他们必须了
解利益会超过费用。局外人对农村合作的潜在利益所做的估价可能与居民十
分不同，后者习惯地忽视某些费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合作在农村生活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农户得以共享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它所起
的作用与家庭间的私人契约是一样的，即它能使他们用其资源得到比其他办
法更高的收入。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 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
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 189—212 页。
②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 399 页。
农业的商业化
到 ２０ 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
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 ２０ 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
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
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
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
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 １８９４ 年至 １９１１ 年间，铁
路路线增加了 ２６ 倍。与此相对照，１９１１ 年至 １９２７ 年间仅增加 ３５％。①铁路加
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
了。②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
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
１８９０ 年到 １９１０ 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 １８７６ 年到 １８９０ 年间，粮食
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 ２６％和 ３８％。③但在 １８９０—１９０５ 年期间，相应
的数字为 ３００％和 ６００％。到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 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 １２％，
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 １１％。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１９３０ 年间，所
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 ４．８％。④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
口仍不足 ２５ 万。在 １９００—１９３８ 年间，住在超过 １０ 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
年增长率约 ２％，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①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４０ 年
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 １８９５ 年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末期，
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
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 １８ 岁至 ４５ 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
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
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
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
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
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
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90 页。
②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 2 部分》，第 211—228 页。
③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
发行。
①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55 页。
②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 9 月），第 385 页。
③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
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83 卷第 1 期（1969 年 2 月），第 110—126 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
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
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
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
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
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
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
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
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
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
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
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
这样。但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
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
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
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
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
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 １９３９ 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 ２５ 年。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