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 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
位。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以
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但是，３０ 年代的
反共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
撤厅的措施一样），于 １９３２ 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
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这项措施也在 １９３４ 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问
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
的世界。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①无论如何，这样的地
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
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
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
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
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②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
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３０ 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
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 １９３２ 年首先
②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51 页以下。
③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 集会纪录》，1934 年 6 月。
关于县政府，见《工作检讨》，第 52—55 页。又见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钱端升：《民国政
制史》，第 556—557 页；陈 之迈：《中国政府》，第 3 卷，第 83—87 页。
① 《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工作检讨》，第 56 页。
②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 111—128 页。
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治安，特别是反共作战，是他
们的主要事务。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反共而设立的
“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
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
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专员在最后出现的
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
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
不清的混合状态。①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
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机器。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
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 －县间的联系长
期不畅。
人们很可能想知道，国民党本身是否对促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关系
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虽然孙逸仙设想国民党为“训政”的监督者，实际
上，县级国民党党部却发现它们几乎无法影响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县党部
在经费上靠政府拨给，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级官员上）低于官僚政府，
充其量不过是使县长感到掣肘而已，几乎不大可能充当扩大民众参与地方政
府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如在其它方面一样，这个官僚政治国家的影响力严
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②
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
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这就是蒋介石在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首次提出，并
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
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
仍是一纸计划。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
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上级政府不再能迫
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
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县议会也就能拥有一些可供调拨的经费。县议会
由镇和乡的代表组成，而镇乡代表不外乎从保甲单位产生，而今保甲则被宣
布为既是“自卫”，也是“自治”的单位。虽然在战时没有希望适当地检验
这个制度，但它却表明，蒋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断下降及其未能博得
民众的支持。①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26 页以下。
② 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 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1 集（1975—1976 年），
第 85—118 页。
①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176 页以下。
乡村建设运动
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 ２０ 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
的知识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１９２７ 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
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
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
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在这个意
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
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乡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
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
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
“发展”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
化延伸。与此有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
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
志》１９２７ 年 ８ 月号全部篇幅刊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
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
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
这类最有名的示范点之一。在 １９００ 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
一个望族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
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
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
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
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
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①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 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
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 １９０８ 年后宣传地方
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
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
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
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
的基础。②从 １９２４ 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
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
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已经
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①
在定县 ２０ 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
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 １９２２
① 《翟城村志》，第 44—47 页。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 146—165 页。查尔斯？海福德：
《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
②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 314—328 页。
①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 145—147 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１９２６ 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１９３０ 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
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
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 ６０ 个村庄和集市镇的
“实验区”。截至 １９３２ 年，在定县开办的 ４４０ 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
管理的仅为 ２０ 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②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
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
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
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
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
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
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
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
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
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
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①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
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 １９１５ 年到 １９１７
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
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
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 ２０ 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
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
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
之后，于 １９２７ 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
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
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
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 ２４０ 个村庄中组织
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
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
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
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
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 １９３０ 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
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①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
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
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 112 页。
① 同上书，第 67—69 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①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 320 封信。
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 １９３１ 年在邹平
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 １９３７
年超过 ７０ 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
权，在 １９３３ 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
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
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
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
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
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
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
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
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
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