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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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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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年鉴列举 6 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 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 434b 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160 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76 年),第 268 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296—297 页。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
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
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
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 1912 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
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1912 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
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
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
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 1912 年至 1916
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①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
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 20 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 年 1 月就职。在 50 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
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
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


②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647 页。在《大学令》
中,“宗旨”在 1917 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 671 页。
①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 647 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1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0—271 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
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 473—474 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
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
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 55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6—279 页。1920 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
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
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
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80 页。



合理化。到 1923 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
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 年开始
采用选修课程,1922 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 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
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②公立小学曾于 1911 年录取女生,到 1920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 1922 年,在 10535 名学生
中有 405 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 1918 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
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
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
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
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
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
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
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
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 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
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
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
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
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
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
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 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
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
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
时他只有 18 岁。然而 1898 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
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
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
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1—296、297—298 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年》,第 136—137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6—297 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
同上书,第 276 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 57、64—65 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83 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第 1 卷,第 101 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
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①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
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
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
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 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
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 1906 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 1908 年。
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
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注册。1908 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
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②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
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 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
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
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 1909 年皈依基督教,
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
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 1919 年秋入学。③南开大学开设
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 1923 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
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
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①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 年出访归
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
计和商业四系。②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
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
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
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 1905 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
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
(马相伯,1840—1939 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
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 1921 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
业的百万富翁。从 1921 年到 1937 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
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
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


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 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7 — 9 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 1906 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
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 8 — 9、10、13—14 页。
① 同上书,第 14—15 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 17 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
第 12 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
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
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
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
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
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 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
(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
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
城外的新校园。①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
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②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
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
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 1906 年在江苏建立
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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