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 ６ 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
理科教授职位。（３）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 ７）
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４）向年轻的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
训。在 １９２８—１９４５ 年共拨研究基金 ７２３ 笔，特殊奖金 ３ 笔（表 ８），其中 ３２７
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２０８ 名去美国，６４
名去法国，５６ 名去德国，３９ 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
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
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 １５ 笔研究基金，而在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 １０ 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
奖领域崭露头角。（５）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
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 １９２８ 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
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１９３４ 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
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
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
构于 １９２８ 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Ｂ．
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
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
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
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①
表 ７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１９３０—１９４５ 年
姓名
陈焕镛
庄长恭
葛利普
胡先驌
李济
秉志
翁文灏
领域
植物学
化学
古生物学
植物学
考古学
动物学
地质学
隶属机构
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室
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国立北京大学
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
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 6—16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 年》，第 221、
224 页。
① 到 1926 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 册），清华 第二（87000 册），岭
南第三（68000 册），金陵第四（61000 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 年》，第 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
第 ８ 页。
表 ８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１９２８—１９４５ 年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
动物学 ５ １３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３ ９ １２ １２ ６ ７ ８ １０ ６ ６ ３ ３ １ １４７
化学 ５ ８ ７ ９ １３ １１ １１ ９ ７ ９ １４ １０ １１ ５ ５ ４ ２ ６ １４５
物理学 ２ ４ ７ ９ ４ ６ ５ ６ ８ ８ ６ ２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７９
植物学 ３ １ ６ ８ ６ ６ １０ ９ ５ ７ ２ — １ — １ ２ ２ ６ ７５
地质学 ２ ３ ３ １ ２ ３ ４ ７ ４ ４ ２ ４ ４ ２ ３ ４ ２ ２ ５５
生理学 ４ ５ １ — ２ ２ ４ ３ ５ ７ ４ ２ ２ ２ — — — ６ ４９
数学 — — １ — — ２ ５ ４ ３ ４ ２ — — — — ２ １ ６ ３２
工程 — — — — — — — — — — ２ ６ ７ ５ ５ ４ １ １ ３１
农业 — — ３ — — １ — — — — １ １ — ３ ７ ４ ２ ４ ２５
医学 — — １ — — — — — — — — — １ １ ８ ３ １ ２ １７
土壤技术 — — ２ — — — — ２ １ —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５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
气象学 — — １ ２ —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 — — — １ １ ２ １４
历史学 — — — — — — — — — ５ １ — — — １ １ １ — ９
人类学 — １ １ — １ — —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 ９
经济学 — — — — — — — — — ３ ２ — — — ２ — — — ７
心理学 — １ — — １ ２ — — — — — — — — — １ １ — ６
社会学 — — — — — — — — — ２ ２ — — — — ２ — — ６
天文学 １ — — １ １ — — — １ — — — — — — — — — ４
古生物学 １ — １ １ — — — — — — — — — — — — — — ３
地理学
１ １ — ２
语言学 — — — — — — — — — — — — — — — １ — — １
教育学 — — — — — — — — — — — — — — — — — １ １
总数 ２３ ３６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７ ５０ ５３ ４８ ５７ ４８ ３５ ３９ ２８ ４２ ３７ ２１ ４１ ７３５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
第 １０ 页，表 １。
１９２８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
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１９２３ 年纽约
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 １３７４０００ 元建造了
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
并；后一机构于 １９０９ 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
图书。这样，１９３１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
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2—13 页。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 53—54 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 １９２５ 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 ３０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
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
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１９３６ 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
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
了 ２５０ 篇论文，其中大约 ６０％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
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 １９３７ 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
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３０ 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
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
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
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１９２７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 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１９２８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１９３３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 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 3 卷，第 583 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 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 ３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１８９８—１９３３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 １９２８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１９３３ 年 ６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 １９１３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 １９４０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 １９３３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 １９３７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１９２８ 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３０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１９３５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３０ 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 ３０ 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 年回忆录》，第 71—76 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 4 期（1968 年 8 月），第 763—776 页提到蔡
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 年》，第 157—174 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 7 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