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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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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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 6 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
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 7)
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
训。在 1928—1945 年共拨研究基金 723 笔,特殊奖金 3 笔(表 8),其中 327
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 名去美国,64
名去法国,56 名去德国,39 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
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
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 15 笔研究基金,而在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 10 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
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
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 1928 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
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 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
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
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
构于 1928 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
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
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
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
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 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①
表 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 年
姓名
陈焕镛
庄长恭
葛利普
胡先驌
李济
秉志
翁文灏
领域
植物学
化学
古生物学
植物学
考古学
动物学
地质学
隶属机构
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室
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国立北京大学
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
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 6—16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 年》,第 221、
224 页。
① 到 1926 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 册),清华 第二(87000 册),岭
南第三(68000 册),金陵第四(61000 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 年》,第 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
第 8 页。
表 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 年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总数
动物学 5 13 12 10 11 13 9 12 12 6 7 8 10 6 6 3 3 1 147
化学 5 8 7 9 13 11 11 9 7 9 14 10 11 5 5 4 2 6 145
物理学 2 4 7 9 4 6 5 6 8 8 6 2 1 3 1 2 2 3 79
植物学 3 1 6 8 6 6 10 9 5 7 2 — 1 — 1 2 2 6 75
地质学 2 3 3 1 2 3 4 7 4 4 2 4 4 2 3 4 2 2 55
生理学 4 5 1 — 2 2 4 3 5 7 4 2 2 2 — — — 6 49
数学 — — 1 — — 2 5 4 3 4 2 — — — — 2 1 6 32
工程 — — — — — — — — — — 2 6 7 5 5 4 1 1 31
农业 — — 3 — — 1 — — — — 1 1 — 3 7 4 2 4 25
医学 — — 1 — — — — — — — — — 1 1 8 3 1 2 17
土壤技术 — — 2 — — — — 2 1 — 2 1 1 1 2 1 1 1 15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总数
气象学 — — 1 2 — 1 2 1 1 1 1 — — — — 1 1 2 14
历史学 — — — — — — — — — 5 1 — — — 1 1 1 — 9
人类学 — 1 1 — 1 — — — 1 1 — 1 1 — 1 1 — — 9
经济学 — — — — — — — — — 3 2 — — — 2 — — — 7
心理学 — 1 — — 1 2 — — — — — — — — — 1 1 — 6
社会学 — — — — — — — — — 2 2 — — — — 2 — — 6
天文学 1 — — 1 1 — — — 1 — — — — — — — — — 4
古生物学 1 — 1 1 — — — — — — — — — — — — — — 3
地理学
1 1 — 2
语言学 — — — — — — — — — — — — — — — 1 — — 1
教育学 — — — — — — — — — — — — — — — — — 1 1
总数 23 36 46 41 43 47 50 53 48 57 48 35 39 28 42 37 21 41 735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
第 10 页,表 1。
1928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
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 年纽约
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 1374000 元建造了
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
并;后一机构于 1909 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
图书。这样,1931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
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2—13 页。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 53—54 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 1925 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 30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
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 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
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 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
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
了 250 篇论文,其中大约 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
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 1937 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
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 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
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
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
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1927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 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1933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 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 3 卷,第 583 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 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 3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 1928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 年 6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 1913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 1940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 1933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 1937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1928 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30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1935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 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 30 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 年回忆录》,第 71—76 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 4 期(1968 年 8 月),第 763—776 页提到蔡
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 年》,第 157—174 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 7 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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