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
第 94—95、101、189—193、213—215 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 民党在农
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
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 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92—295 页
和各处；又见本书第 5 章（迈尔斯著）。
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
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
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
到 １９ 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
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
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
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①这种
绅商的融合现象因 １９０５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
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
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
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
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
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
需要。①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
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 ２０ 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
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
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
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
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②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
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
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
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
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
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
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 １８ 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
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
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
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
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
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
在 １９ 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
① 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
106 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
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 2 卷第 10 期（1973 年第 10 期），第 11 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
第 83—84 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第 82、93、174 页强调了继续
存在的差异。
① 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② 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 7 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 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0 年），第 166—261 页；和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
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
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
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
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
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①也有一些绍兴
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
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
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
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
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
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
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
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
团的人物；②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
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
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
（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
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
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
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
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专制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
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
的活动。１６ 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
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
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１９ 世纪初，妇女在海
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
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 １９ 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
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
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
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
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 １８９６ 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
① 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
代中国》第 6 卷第 3 期（1980 年 7 月），第 317—326 页。
② 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 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75 页。
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广为传播，尽
管对其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在 １９ 世纪最后 １０ 年和 ２０ 世纪最初 １０ 年间，提
倡妇女解放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反对缠足则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有
些妇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动，而另一些则面临艰难而痛苦的挣扎。①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缚而自主，比较容易，但也决不简单。学生们
一旦出洋留学或就读于新式学堂，就成为新的政治图景的一部分。废除科举
制度使教育费时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主张青年人不依
赖长辈而自主，应很快承担责任，这是很激进的一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在
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党的骨干，在民国时期将继续成为激进政党的领
导人物。②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农民当中的结社群体包括合法的机构，诸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
村社；合法与否不明确的机构，如联庄会和民团（它可能经政府许可而建立，
但可能有拒绝官方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以至明显非法的（但有时是被容忍
的）群体，如教派、秘密帮会或走私、盗匪和海盗帮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
秘密帮会和帮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会和商业结构之中。其中许多是具有连
续性的组织，帮助其成员合法或非法地谋生，向他们提供保护、伙伴关系和
（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实上，它们弥补了官方组织和上层名流组织的
不足，但是原来并没有从社会阶级方面来看待它们。人们可以发现，教派和
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
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
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
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
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
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①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
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
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
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
的；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
① 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起点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 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关
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 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
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 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 例，
见寇尔：《绍兴》，第 94—96 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
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第 127—131、142—149
页。关于女海 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8
期（1982 年 12 月），第 7 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0、11 和 12 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② 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
桥中国史》第 12 卷。
①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第 161 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②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
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 １９ 世纪初的鸦片买卖
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
大。哥老会大概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或 ６０ 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
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①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
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
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
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
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
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
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
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
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
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
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
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
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
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②从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
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