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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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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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 11 月 25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 月 1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 1945 年 12 月 1 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
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 1946 年 7 月 11 日被害,而闻
一多于 7 月 15 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
害。②10 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
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
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
速。例如,1946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800 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 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
就完成了大约 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
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 年重新命名
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
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1944 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 180 亿元(1937 年为 3000 万元),
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 1937 年期间的 180 万元。40 年代末期学生人数
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
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 1941—1942 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
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44—50 页。又见本书第 13 章。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 《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
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



1946 年 9 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
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
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
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
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
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①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
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
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
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
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
崩溃的边缘……”②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
10 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 1949 年,中国自由的或
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
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
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人员、现状和 1947 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
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实验,
1942—1949 年》是一部官方的 40 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
之一。
①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68 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创刊号的扉页
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4 页。



第 9 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 1927—1949 年

30 年代文学,1927—1937 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 20 年,即 20 年代和
30 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
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1942—1949 年)和共
产党阶段(自 1949 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
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
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
学创作的爆发力到 20 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 30 年代初文学
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
从 1927 到 1937 年这 10 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30 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30 年代的
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
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
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
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
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 20 年代早期的浪漫
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 30 年代早期,一种
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①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
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
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
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
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
联系起来。1923 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
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
意识的武器。②在 1924 和 1925 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
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 1923 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
级斗争”这样的名词。1925 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
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



① 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 11 章。
②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
36—49 页。



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
郭自称是在 1924 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
义的。1926 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
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
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
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
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
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
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
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
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
先锋”。①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
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
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
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
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
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
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
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
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
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
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
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①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
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 1927 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
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
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
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
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 1927 年 4
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
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 1928 到 1930 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
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
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
在 1927 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
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②他来
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14—216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22—22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13 页。



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
朦”,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朦的”,他像上了年纪的
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
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
还因此给他贴上“Don 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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