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因此给他贴上“Don 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
本质的论点。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1)一切文学都以阶
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2)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
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3)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4)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
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去写。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
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①
中共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这些信条尽
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
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据文坛的老一代作家
挤出去。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
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
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
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这些革命作家
并未大胆抨击 1927 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
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
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鲁迅首
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 1928 年辩论
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
的作品也不是文学。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
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
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鲁迅不无讥讽地
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
说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
啡馆里寻……①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
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
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
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
① 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 61—62 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86—94 页。
① 《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70—71 页。
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
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
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
描写要深刻得多哩!”②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
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 1928 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
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
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
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
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
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
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
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①
茅盾在 30 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
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
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
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
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
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茅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他与他的同志
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
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
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
22 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 1931 年 2 月 7 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
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
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
学原理。从 1928 到 1930 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
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
被称为“革命的”。①
到 1930 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
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
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
②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412 页。
①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379 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
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 37—44 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 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现代中国》第 2 卷第 3 期(1976 年 6 月),第 277—291 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
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
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
子变化了的心态。
1926—1927 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
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
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 30 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
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
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
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
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 30 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 176 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485 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1930 年 3 月 2 日,大约 40 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 50 余名)在上海
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2 月 16 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
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
员会。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共产
党,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②在李立三的领导
下,中共曾于 1929 年底和 1930 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
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③除左翼作
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
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
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④
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
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太阳社成
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
之一)和鲁迅。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
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
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
在 1936 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可以推断,初期的欣
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
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
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
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
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文告中提出了
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
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
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
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
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①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
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
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如共产党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
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②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
② 根据官方史料,早在 1928 年末,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 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
战线。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 353 页。 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
资料丛刊第一辑》,第 155—157 页。
③ 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 年,在左翼的年代》,第 139 页。
④ 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 2
卷,第 42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90—291 页。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1 卷,第 214—215 页。
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
地位。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
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
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
立的“我们”群体。①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
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
识形态的论战上。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
断的论争。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
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
众语”的争论以及与 1936 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
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
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
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
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 20 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
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
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
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28 年 3 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
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