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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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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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
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他把
细菌分为 13 种之多: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
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显然,
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他们立即起来反击,
称徐志摩为“小丑”,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
务的一伙虚伪的买办“绅士”。①
划分两个阵营的本质上的争论点,比单纯的谩骂更加根深蒂固。《新月》
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构成威胁的文学理论。如其主要发言人梁实秋所说
的那样(尽管梁后来宣称他没有得到同事们的支持);②这一理论提出了人们
熟悉的英美的文学自律的观念——文学刻画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
创造性的作品总是个体(用梁的话说,是“贵族式的士绅”)的产物,并且
只能以自身的内在价值对它作出评判,而无需考虑历史时期、环境或者阶级。
此外,梁实秋显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学的“教师”欧文?白璧德③(梁留学


① 关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排他主义立场,见爱德华?J。布朗:《革命后的俄国文学》,
第 112—113 页。
① 各种论战文章收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359—412 页。
②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 162 页。
③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年),美国评论家、教师、“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
领袖——译者。



哈佛时曾师从他)为榜样。他从白璧德那里学到了对卢梭的不信任,对混乱
的鄙弃和对理性与纪律的偏爱,梁追溯这种思想到马修?阿诺德④。梁认为在
中国文坛充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最急需的莫过于执着追求广泛的情趣和崇
高的标准。从梁这段时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中
国的萨缪尔?约翰逊①博士——一个文学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诺德所称的评论
家。当然,在现代中国,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规范的作法是不存在的,而任
何模仿 F.R.利维斯②或者埃德蒙德?威尔逊③(大致是梁的同时代人)之类人
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在鲁迅眼里,梁实秋也确实是一棵特别棘手的荆棘,也许因为这位上海
文坛的老前辈,感到梁的雄心是对其地位的挑战,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
梁在西方文学上的造诣有点妒嫉。左联组建以前,鲁迅已经同梁打过几次笔
墨官司。诱因是 1929 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两篇应时文章,《文学是有阶
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
学与革命》(1928 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
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
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
才能的人的创造。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
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梁实秋
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鲁迅有
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最
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
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④
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
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
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这篇长文的语
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他不同
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
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
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
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
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
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
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
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
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
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


④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论家——译者。
①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 文家和辞典编写者——译
者。
② F。R。利维斯(F。G。Leavis,1895—1978 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③ 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 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认为当时
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
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
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
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
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

鲁迅的文章写于 1930 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
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
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 1931 和 1932 年的著作那样
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
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
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
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
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
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
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 1930
年 6 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
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
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
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
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
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
敬。②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
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30 年代早期,一个
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
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
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
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1931 年 9 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
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
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
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394 页。
① 泰纳(H。A。Taine,1828—1893 年),19 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
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13—515 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61 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
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 1932 年出版。左联的作
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
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
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
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
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
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
“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
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
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
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
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
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 1932 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
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
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
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
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
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
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
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
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②于是,苏
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
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
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
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
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
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
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
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
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①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
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 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0 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
话》,第 539—564 页。
②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189—191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85 页。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
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
钱杏■,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
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
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这种“软”姿态应
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
找到线索。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
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
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
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中共的作家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
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因为它的
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
而,30 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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