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
而,30 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
种始终如一的党性。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
的阵线而创立的。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
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共产党的追随者的“第三种
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
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而且据胡
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①
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
(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
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
次提出的。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
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
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
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至于非左联作家,
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他
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②事实
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
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
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
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冯雪
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
如下新定义:
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
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
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①冯雪峰的和解声明,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50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33—334 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87 页。
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
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
面的刺耳的调门。②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
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1932 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
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
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
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
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
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
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
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
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 30 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
瞿秋白于 1932 年提出的。③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
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
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
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
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
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
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
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
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
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
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①
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
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
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
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
非欧化。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②
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
观点之间,争论于 1934 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
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
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49 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艺术观》,
《中国季刊》第 70 期(1977 年 6 月),第 296—314 页。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
秋白的影响》,第 9 章。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0—361 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2—363 页。
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
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
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
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
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
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
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
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
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①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
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
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
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
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
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
就这样成为 1942 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
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 1933 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
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 1934 到 1936 年,左联与中
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
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
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①1934 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 1935 年在
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
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
联在 1936 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这
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但
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
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 1936 年 6 月 7
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
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
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 7 月 1 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
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 1935 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
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160 页。
① 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
动研究》,第 101—145 页。
“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
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②它的确切性
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
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 1936 年 6
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
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
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 1927 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
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
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
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
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
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①他进
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
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
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
里,他甚至说(他 1958 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
“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
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②
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
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
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
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
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
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
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③
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
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
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
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①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
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
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
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
且它将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②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
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 年 5 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
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463 页。
①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114 页。
②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 36—37,81 页。
①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129 页。
②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 129 页。
了。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
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
的公分母是反帝。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对
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
的、难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