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期（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只有一人（鲁迅）。这样的重视，显然表明中国
现代小说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达到了成熟期。鲁迅以其短篇小说雄踞五四文学
之巅，而在第二个十年里，这六位小说作家中有五位发表了长篇小说，而且
全都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长篇小说成为主要体裁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
当茅盾提出叶绍钧的《倪焕之》（１９２８ 年），将其誉为五四时期少数优秀长
篇小说之一时，他自己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曲《蚀》。如夏志清评论
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广度和真实性，使第一时期少量的长篇小说完全变得
微不足道了”。①继《蚀》之后，茅盾发表了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虹》，
并于 １９３３ 年发表他的杰作《子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地位，成为两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在这些开拓性的作品中，
茅盾运用欧洲自然主义的技巧，使晚清的社会小说现代化，成功地描绘出一
幅场面恢宏的社会画卷。②
茅盾细心搜集和运用素材，采用客观的大视角，把人物描绘为社会经济
势力的牺牲品。就这方面讲，他是一位最有学问，而且最认真的“自然主义”
的实践者。但他不是自然主义技巧的大师。确切地说，自然主义是他用来如
实表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不朽的洞察的一种艺术手段。虽然茅盾是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成员，但他小说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的观点主
要关系到在一个注定要衰亡的阶级社会里人生的无所成就。《蚀》反映了茅
盾的个人经历，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幻想的破灭，然而
仍在寻求实现自我。在《虹》里，茅盾通过对女主角精到的描写，继续淋漓
尽致地描绘城市知识分子。女主角的生活经历是“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有意
的讽喻”，因为这段经历，通过“二十年代早期个人主义的破产及其堕入放
浪形骸和不负责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义而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
义，记录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阶段。③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部分比前
两部分逊色，这正是因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与艺术真实性融合起来。茅盾
在其论战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资产阶级甚于无产阶级，而且有意以某
种对“革命文学”有意义的方式，维护自己对这个衰败的阶级的现实而悲观
的看法。确实，《子夜》一书无比有力地体现了这种看法。在这部长达 ５００
多页的长篇小说中，茅盾构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剖析了
它的许多成份——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生、社会名流，并且详尽
刻画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绘。
从《蚀》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画了处于充满无名惆怅的“黎明前的
长夜”中的城市环境。当他把笔锋转向 ３０ 年代的中国乡村时，如在他那著名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 版，第 141 页。
② 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 233—280、385—406 页
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153 页。
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那样，他同样
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在绝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如人们可能预料到
的那样，这三部曲的首篇《春蚕》，是它的两个续篇无法与之媲美的艺术杰
作；在后两篇中，政治教训相当明显地插入了农村苦难的自然主义描绘之中。
像茅盾一样，沈从文和老舍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城市悲观主
义情调。沈从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了城市的
虚伪；而老舍写下的题为《猫城记》的讽刺作品则不甚成功。显然，不论在
城市还是在乡村的背景中，两位小说家都寄同情于农村人物。沈从文的笔法
更具田园牧歌风味；他在他所爱的南方农村同乡身上看到了一种强悍、质朴，
近乎“高贵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种“易动感情的正直的和与生俱来的诚
实汇成的生命的溪流”。①与城市的嚣闹和腐朽相对比，这种田园色彩带有一
种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与鲁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调不同，沈从文的作
品总是闪耀着抒情色彩。尽管其主题中含有苦难，沈的乡村图画——如短篇
小说《静》和《萧萧》、中篇小说《边城》和《长河》等令人难忘的作品，
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经历迸发出来的引人倾心的对生活的爱。他的《从文自
传》，回顾了他成为作家前的丰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读起来如同一部生动的
传奇小说。
同沈从文一样，老舍对“古老的中国”的乡土价值观——朴素，正派，
诚实，具有很深的个人归属感，并对体力劳动者高度尊重。北京城作为概括
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中心位
置。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①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这个备受
珍视的世界也处于可悲的堕落过程之中。骆驼祥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人物，
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人力车，而这个梦想被周围的邪恶势力逐步地粉碎
了。推而广之，祥子的悲剧也体现了卷入飞速社会变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
京的悲剧。老舍挚爱的城市的声色，为《祥子》提供了所需内容的源泉，但
是读者也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到，它也被“现代化”势力的罪恶污染了。老舍
怀着痛苦的顺从感，把生活的无情化过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像祥子那样的
“小人物”应当成为北京的真正“灵魂”，他们却被一个日益无法忍受的环
境残害和腐蚀。这种环境不仅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是由中上层阶级道
德素质衰减造成的。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老舍的几篇早期作品《赵子曰》、
《牛天赐传》和《离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丰富、举止高雅的人，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祥
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罗伯特？欧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
舍简略的自画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作家。他的左的倾向限于悲哀地
论述个人努力的无效，这使集体行动愈来愈迫切。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惨命运
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 １９６６ 年混乱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
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153 页。
①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
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
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默冲淡了正义感。”①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
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老
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
一而为人们怀念。②
３０ 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
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③《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
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
完美的作家。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显
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该书出
版于 １９３３ 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
名噪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
了五四时期的欢快。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
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辉，尽管流行，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 ３０
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
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
但到 ３０ 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与同
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
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到 １９４７ 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
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２０ 年代与 ３０ 年代的遗产，几
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
他们两人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
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夏又说，“同
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
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
‘视景’”。①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
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
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②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
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
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
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32—233 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 8 期（1961 年 10—12
月），第 45—62 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
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
印刷 23 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202 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23 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 世纪中国小说》。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
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
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
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
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
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
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
一场生死冲突。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
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
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
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
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
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
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
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
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 ３０
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
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
——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
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
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
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
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
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
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
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