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
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
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
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 卷，第 262—264 页。
③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 126 页。
① 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
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 6 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 2
卷，第 213—214 页。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8—1949 年中 国
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② 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
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
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
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
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
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
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
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
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
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
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
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
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
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
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
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
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
“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
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
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主要创作
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
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２０ 年代晚期与 ３０ 年代早期，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
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
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
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
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
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
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
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①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
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
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
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
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 １９３６ 年鲁迅的逝世与 １９３７ 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
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
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
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 93—94 页。
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
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１９４２ 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 ５０ 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
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
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 ３０ 年代
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
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
的：清朝最后 １０ 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
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
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①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
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
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
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
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
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
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
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
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②正在消失。
①《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70—471 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第 278—286 页。
②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533—561
页。
第 １０ 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
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
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
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
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 ３０ 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 １９２９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
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
序。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
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
—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
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
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２０ 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
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
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
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
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
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
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 １９２９
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之间保持稳定，而
在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之间则增长 ２０％以上，１９２９ 年，新的关税税则①生效——这
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１９３０
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
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
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
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②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 １９２５ 年洛迦诺公约③产生的国际合作的
框架维持的，１９２９ 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①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
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
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
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②的框架，并通过密切
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 １９２９ 年后
① 1929 年 2 月 1 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
7 类，税率为 7。5—27。5％不等。1931 年 1 月，把进口货物分为 12 类，最高税率提到 50％。1933 年 5 月，
把最高税率提到 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 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
——译者。
②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
③ 《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 年 10 月 16 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
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 1939 年 4
月 28 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 年 6 月 28 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
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②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
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③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
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
诚使政府迟至 １９３０ 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
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 １９３０ 年正受全球
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
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
外交的牵连。迟至 １９２９ 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
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
世界的模式。④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
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
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
门，反对这一现状。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
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
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
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
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
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
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
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
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
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①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
统一——提供了 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