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218 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42 页。
②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 12 页。
③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 页。
①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15 日),第 53—54 页;
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 62 期(1967 年 10 月 1 日),第 4 — 7 页;休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
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 年 7 月 29 日,日本飞机轰炸
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
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
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
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 年后期,原来的
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 6 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 52 所教育机构
已迁入内地,还有 25 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
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
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
③但是,到 1938 年 2 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
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 257 名学生和 11
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
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
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
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
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
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
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
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
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
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
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 1936 年 42000
名学生增长到 1944 年的 79000 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
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
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
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
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2—43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 149 页;巴巴拉?W。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第 184 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
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1 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
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 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
部分。陈达估计另有 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
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 5000 万。见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4、25 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 79 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
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
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
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
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
第 9—12 页及各处。
1939—1945 年的恶化:军事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
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
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
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
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
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1945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
态。
国民党人于 1938 年 10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
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
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 1937 年 7 月以
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10%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
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
争。1939 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
11 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 100 英里攻取广
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
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
物资的 1/3。其后,1940 年 9 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
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
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 1941 年 12 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
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
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
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
—1941 年轰炸了 268 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 1939 年 5
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 4400 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
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 1941 年晚些时候
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 1939 年 7
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
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
③ 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 12 月 8 日——译者。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2—203 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296—297 页;卡尔逊:《中
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 7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73—57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152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87—588 页。
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
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
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②
1940 年 7 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
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
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
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
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
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③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
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
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
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①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
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
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
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
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 1943 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思评论
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
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
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
经济问题。”②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增长的磨擦。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 12 章)后,统一战线实
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
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
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
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 1939 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
队——不同的时候在 15 万至 50 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
地。④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 1938 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
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
例如,1940 年 6 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
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1942
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 10 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
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 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 148—149 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53 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300 页;藤
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
的日美关系》,第 191 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 108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 年,中国》,第 142 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30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
第 205 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71—72 页。
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
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
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
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①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
—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 1940 年为 34 万,1941 年为 14.5 万,1942
年为 8.8 万,1943 年为 4.3 万。②但是从 1939 年到 1944 年初,战线并无重
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 350 万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
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