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保嘶け鍪啾叮�63］。疏勒在西汉时属北道［64］，但以后南道之莎车有分道至疏勒。东汉时，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线可通此。《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葱岭之东，“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65］。伽舍罗逝即疏勒［66］。学者亦有认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为两汉时疏勒是中亚交通中心，是丝绸西去的转运站［67］。从对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此说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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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缘诸部族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不光是因为中原的对外开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羁绊之后，这一地区很快就连成一条畅通的交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汉政府先后设置了轮台、渠犁的使者校尉、乌垒的西域都护和车师的戊己校尉，这些都是镇护西域的重要官职，表现出这条道路对于西域交通的建设和汉代国家的统一，有极大的意义。
（六）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东而西，共七国，它们是：楼兰、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它们的社会特点比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开辟和发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脉相承。现摘要述之。
南道东端，以楼兰最为大国，其地位颇似北部的姑师。据考，楼兰东西达九百千米，其东部之楼兰，西部之尼雅，均为重要城市。尼雅被誉为“东方的庞培城”。斯坦因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佉卢文（Karoshthi）牍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为楼兰对音，又以为《史记》中“楼兰”二字为译音，待考。楼兰故城，在罗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这一优良的地理位置，对于楼兰的经济发展和以后西域南道的繁荣都有重要影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旅行家，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迹。楼兰与月氏故地毗邻，此二民族当时必互有来往。月氏西迁以后，汉代开拓交通，南道又以楼兰为东始，以月氏为西尽，这无论是否巧合，其中存在历史的有机联系，是不难设想的。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楼兰少田，“仰谷旁国”。可知它在经济上对东方的农业有依赖性。至于考古发现其遗址有麦、糜秸秆和粒壳［69］，则说明当时亦引进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楼兰“有驴马”，出玉，还有其他手工业产品，皆为中原地区所稀缺。加之楼兰东陲接汉，故武帝时代汉朝对西方开拓，一开始就波及这里，并以之为南道的一大根据地。昭帝时，更其名为鄯善，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这里的文明生活，自此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研究家认为，“在鄯善附近地方及车师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的研究，知道颇适合于伊兰人种型”，“他们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70］。兹不论其人种，它的社会生活，因中西交通的关系，受汉族文明极大影响，是一定的［71］。昭帝时，应鄯善王之请，在其国内的伊循城屯田积谷［72］，此后，中原的农耕方法、井渠、钱币、陶漆、兵器、丝帛［73］等，皆大量输入，在此形成一个汉文化西输的中间站。而此地遗址中发现的海外蚌贝珊瑚、残余的西式壁画、贵霜王朝的钱币等，则有力地支持了楼兰吸收西方文明并促进其东渐的观点。王国维认为：汉代“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门、阳关，即当自楼兰城始矣”［74］。这一说法，值得重视。不论南道起点是否楼兰，但它是南道东端的一主要城国，当无疑问。它的地位，牵系着整个西域地区的形势，两汉皆然。后汉班超经营西域，首先处理鄯善事务，为重新统一西域各国，治理南北道路，开创了良好局面，这是他的远见卓识。
楼兰之南，有一“不当孔道”的小国诺羌，其部族乃藏族之先民，时居昆仑山中。《史记》载张骞自大夏返，缘南山“欲从羌中归”，即指此地。可见它虽未当孔道，但仍是与汉族本土较贴近的部族。据《汉书·西域传》，它“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品种齐全，冶铁业较发达。它并“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就是说它与鄯善、且末有密切的交通贸易。据此，鄯善——诺羌——且末，形成了南道交通系统的一个支系。
楼兰之西部是且末。这是个小城国，与楼兰同貌，属都护管辖。其南行三日，有小宛国，不当汉道，亦属都护，东邻诺羌［75］。且末沿道西去，有精绝国，该国比且末略大，在交通上也是个小的中转地，设有驿长，以备使臣往返之需。西去则为扜弥国，比楼兰户多人众，其民族与鄯善、且末同，但社会关系则与西部之于阗、莎车以至乌孙更接近。西汉时属都护，设驿长二人，为南道大站。东汉时受莎车于阗压制，颇受侵害，但均得汉政府的保护，并未对中西交通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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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1）
南道中西部，一个重要城郭是于阗，在扜弥之西三百九十“汉里”，西汉时有东西二城，人口近两万。南道开通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日渐兴盛，东汉人口竟增至八万余。据《魏书》、《梁书》、《佛国记》等载，东汉时于阗已有大城五座，小城数十，王城则有屋宇市井，十分繁荣。这一变化，是与该地受国际交通影响分不开的。要之有二：其一，它当汉南道西部枢纽，由此稍西至皮山，时为于阗属地。实际上，皮山是南道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大站，其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又可“南与天笃接”［76］，天笃即印度。这里暗示出有一条通往印度的民间小道［77］，表明于阗自古就有较广泛的对外交往。汉朝势力进入该地后，交通大开，来往频繁，促进经济。其二，于阗归属汉朝后，受中原文明影响很大。最为著名的故事是养蚕之法经此西传［78］。于阗是西域发展丝织业的第一个中心和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这里不光有各种形式的物物交换，而且也出现中原货币交易。斯坦因在约特干遗址拾到汉五铢钱470余枚。以后又不断有发现，1977年11月在买利克阿瓦提遗址一次获得五铢及剪轮钱数千。并且有证据显示，于阗甚至自铸汉…佉二体钱，这表现出于阗人富有文化的创造力，以及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79］。汉…佉二体钱是新疆古代自铸货币之始，这本身也说明了古于阗在西域地区经济活动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塔里木盆地西南端的一个大城郭是莎车。它在西域也是个相当活跃的部族。西汉征服西域时，莎车基本上是仰慕大汉文化，积极内附的。宣帝时，乌孙公主儿子万年在长安为质，莎车国人借助乌孙的中介，欲进一步加强与汉的关系，遂请求汉派万年继承莎车王。此后莎车对汉朝一直称臣贡献，交往密切［80］。元帝时，莎车王子延在汉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甚至参照中国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81］。西汉末及王莽新政时期，匈奴残余趁机骚扰西域，各地形势有所反复，唯莎车王延时对汉朝最为忠诚，不肯趋炎附势于匈奴。南道在西汉时得以巩固、发展，与莎车国人上下努力不可分。
莎车维护西域汉道的立场，至东汉时仍传为佳话。延之子康继王位后，曾于光武初年率傍国拒匈奴，保护了前都护的军士妻室千余口，“自陈思慕汉家”。公元29年，汉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兼西域大都尉，使五十五国皆属之，这样便将莎车在西域的地位推到了顶峰。公元38年，莎车与鄯善（即南道起讫点上两大部族）同时遣使诣阙贡献，这是东汉时汉道的首次贯通，莎车贡献极大。公元41年，光武帝即以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赐其王贤。但由于裴遵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加以阻拦［82］，终又收还。这是一次政府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它导致了莎车王的反叛及西域形势的混乱。直至公元61年，莎车为于阗所败；公元86年，终于由班超平定莎车，重开交通，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二、贵霜帝国（及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贵霜是个幅员辽阔、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它兴起于中亚地区各部族、国家奴隶制度日趋瓦解、封建生产关系渐渐形成的动荡时期。关于它的起源、发展和兴衰的历史，已有翔实的论述；但关于它作为中国与西方交涉过程中一个重要过渡的研究，或者说将它作为中西交往体系中一个构成的研究，却显得不足。这里即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对这个帝国的历史与中西交通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至于它在整个汉代社会对外开放和文明交往中的作用，第四章还要探讨。
研究贵霜，不可不论及“大夏”，它是前者最直接的历史基石。
《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83］、《史记》等秦汉古籍中均有“大夏”，但这个大夏，是游牧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的一个民族。只是在秦汉之际西迁之后，才与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HellenesBactria）混合称一。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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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2）
希腊古史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始见于楔形文碑刻中的波斯巴克特里（ThePersianBakhtriofCuneiformInscriptions），指的是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之间的希腊化国家。它本是波斯帝国一个东部省区，一度被视为帝国的“西伯利亚”（Siberia），将大量不臣服其统治的军士民众流放于此［84］，开创了这里民族混杂而居的局面。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MacedonianAlexander）发动了对波斯的历史性进攻，并长驱直入中亚两河地区。他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于中亚，并采取融合当地传统的政策，为进一步远征印度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亚历山大死，帝国分裂，塞琉古（Seleucus）建立王朝，王国包括中亚至西亚广大地区，商业发达，民族复杂。并且更加着力推行希腊化精神，为后期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及贵霜帝国表现出浓厚的希腊化特色造成重要的影响。塞琉古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西部，它与埃及长期不和，战争不断，以至于两败俱伤。正值此时期，它的几个省区——伊朗高原的帕西亚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相继独立。公元前2世纪，罗马取代了埃及在东部的优势，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击败塞琉古王国主力，使其王朝屈居叙利亚一隅。也正是在此时，塞琉古作为一个王国受到中国的注意。《史记》以“条支”为名记录了它的概貌［85］。同时，“安息”和“大夏”（这是西迁后融入HellenesBactria之后的“大夏”）作为葱岭以西的大国，也开始出现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之中。它们并行发展着，后者因受到“世界商路贯穿之影响而变得富有”［86］，而且它极力培植这种来自东方和东南方向上的商业交往，力图开拓通向印度海岸和中国内地的交通［87］。
巴克特里亚的势力是否达到了葱岭以东的地区，争议很大。但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的最早记载：“‘（希腊人）将他们的领土扩至赛里斯（Seres）和弗里诺伊（Phrynoi，即匈奴）……’这里他也许指的是，在中国极西部的塔什库尔干的这个巨大市场是处于巴克特里亚人的影响之下，也许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在此驻军以防塞种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侵害。”［88］汉朝政治和军事力量覆盖塔里木盆地四邻地区之前，在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一带的古代部族，以及伊塞克湖北的古代塞种民族，与巴克特里亚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接触也有战争与和平的两面。西方历史资料中多次提到，亚历山大及他的继承者们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去对付来自北方蛮族的进攻［89］，以及中国古代游牧族的西迁彼地等［90］，说明了战争的一面。但历史事实也表明，这一地区相邻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样，“和平的关系比战争关系长久得多”［91］。巴克特里亚所依赖致富的国际贸易，以及它在传播西方古典文明方面的事迹，有力地表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和睦共处、互通友好的关系。中亚各游牧部族和城郭，较多地沾染上希腊社会生活之古风，应该是受到巴克特里亚的重要影响。即使这种影响达到了葱岭以东至昆仑山北麓一带地方，甚至承认巴克特里亚希腊后裔可能在中国古代西陲地方驻足，也无损于中国历史的光辉，因为交流和传播文明总是双向的，而且纯洁性并不能成为任何历史的一种优点。
《史记·大宛传》记有巴克特里亚保留着“王死则更铸钱”的西方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贵霜帝国时代。从钱币学研究的成果中可以容易地了解到巴克特里亚王朝的更迭情况。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经历了其最后一名有作为的君主的统治，他便是弥兰陀王（Menander）［92］。他的辖区无论是地域上还是经济繁荣上都超过了他的前任［93］，他的向北推进显然是为了占有与中国的贸易，而征服印度河口地区则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商路［94］。据《弥兰陀问经》（QuestionsofMenander）载，在巴克特里亚有一大贸易中心城镇，名叫Sgala，这里“依山傍水，园林遍布，湖塘毗邻，得天独厚。建筑工匠，技艺巧善。人民安泰，仇敌全无……街道市场，纵横交接。珍贵货品，充斥商栈，……大象马匹，车辆行旅，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各方教首，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