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就文明的交往和国家的开放而言，汉代在这方面呈现的繁荣图景，应该也可能成为今天社会开放政策的历史借鉴。
3。汉代中西交往的研究还证明，这种交往的重心明显地偏向中国一方。同时，由于交往关系的发展，中国历史不仅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自汉代开始，中国文明的影响就远超出亚洲的东部，因此必须结合中亚、西亚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评估它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此外，分处于帕米尔高原东西的古代游牧国家和民族，也在这种文明的传播、变化和进步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我们应该这样全面地认识古代亚欧大陆和世界，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只有欧洲历史起作用”，因而无视“地球上风景如画但又毫不相干的角落的野蛮部族的无益的迁移回转”［18］，也不是孤立、割裂地看待这些国家和地区，忽略其中的有机联系和互相影响。
4。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19］。但这里的前提是，我们不应以今日中外关系之冷暖来作为古代中外交往研究的标准，而应该以全面的、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事实是，汉代以丝绸和铁器为主的中国对外贸易，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丝绸与铁器是有形的，其中还包括许多无形的内容，如国家政治、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生产工艺等，“丝绸之路”是汉代中外关系之一重要内容，或曰是一主要的表现形式。丝绸之西输，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卓著的。然而以前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也不够全面，特别是将丝绸作为古代外交、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交流途径的探讨更为薄弱。若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类似中国丝绸十分之一的成就，其研究和宣传的规模恐怕会比我们大十倍。因此，对于“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历史上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的政治意义。若加上这些，“丝绸之路”的意义就更加伟大，它既是商品交换的经济之路，也是外交之路、军事之路、文化之路。虽然它也曾引发冲突和战争，但总的来看，它仍然是和平友好的象征，是一条造福世界之路。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对这条道路的研究，既是汉代中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成为继承和宣传我国古代优秀文明的良好教材。
三、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的中外交往，常常是带有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因此，除了应采用史料罗列、史地考证，并加以综合、分析和总结的方法之外，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也应该得到合理的应用。此项研究，既要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既要有纵向研究、片断揭示和微观钩沉，也要有横向研究、整体认识和宏观思考；既要对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而非孤立的、联系的而非割裂的研究，也要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开展比较分析，从而使中外历史上相关的事件在共性和个性上得到统一的认识，而不是将丰富多彩的中外交往看成是某种单纯的直线性的因果关系或静态的历史画面。因此，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上，也需要有一些扩展，主要是横向比较的方法和整体及系统的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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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6）
比较是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而仅仅靠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方法，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似乎是一位比较方法的大师，他对此做了充分的论述［20］，正是通过对各国历史加以详细的、巨量的比较分析，才概括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当然，比较研究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比较本身并非目的，只有将比较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即东西方历史的共同规律性及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加以正确的说明。
对于宏观的历史考察，比较的方法有助于避免从单一的角度去研究问题的狭隘性。
汉代的中西交往关系，涉及的地域广大，联系的国家民族众多。要全面地刻画这种关系，了解中西交往接触的过程和特征，并发现各种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将东西两方的社会历史纳入研究的范围，开展横向的比较，从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性中，寻找其中内在的联系，从历史现象的共性和差异中，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为此，本文在立足于汉代社会经济基本状况之同时，也将考察的视线延展到汉代中西交通所通过和到达的地区。结果发现，虽然这些地区的历史渊源、文化发展的历程各异，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特别是上述地区和国家的接合部，往往变成历代战争较频繁、激烈，社会动荡较严重的地方，但是，横亘万里、影响深远的中西交往道路却恰恰产生于此，发展于此，繁盛于此。我们还可看到，虽然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区别极大，其民族习俗各成一统，生产方式相去甚远，但那里的人们对于物质文化交往和贸易却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许多物产（最重要的是丝绸、陶器与铁器）始终是贯穿交往全过程的最受欢迎、最得重视的商品，这便反映出中西文明交往的一大特色。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现象之间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把亚欧大陆上的国家和民族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描绘和研究。此外，如果说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的话，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比较，也将证明促成古典文明接触和交流的直接动因是国际贸易活动的展开。
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事物的内在联系，它对于汉代中西关系的横向研究，有独特的作用。
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1］现代系统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层次、多时空的网络结构，从而使人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从系统的观点看，任何复杂事物都是由各种要素按一定秩序和等级组成的统一整体。研究问题既要注意横向，又要注意纵向；既注意顺向，又注意逆向。此外，复杂的系统网络结构运动各部分的交叉点和中间环节（即中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整体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物之间，往往不表现出直接的联系，而这种“中介”事物尽管处于并不显赫的地位，却悄悄地在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不是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专利，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及其他许多著作中就已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因为这种理论强调宏观和整体性，强调事物内部的联系和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社会科学中涉及比较广泛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比如，系统科学的思想要求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的一个庞大系统，一方面，各分支系统可以有自身的独立性，但同时又具有同自然界、同相邻其他分支系统发生广泛的物质、信息（包括思想、文化等）和能量（政治、战争等）交换关系的开放性，这种复杂的关系便构成世界历史的统一整体。当然，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如外交、贸易、工业、农业、艺术、宗教、民族等，也可以将其上升到宏观的地位，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实际上，以前的不少论著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了这种思想方法，而且是卓见成效的。这不是什么吸收不吸收的问题，而是怎样正确理解和慎重使用的问题，即，承认系统科学理论基本思想的普遍意义，但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不机械地搬弄和套用科学技术系统方法中的名词概念，重在解决实际问题。
◇。◇欢◇迎访◇问◇
第9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7）
本书之所以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仅在于所表现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广大，而且由于当时中西交通线上的确存在着“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情况，这不是个别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纵横交错、有序列、多层次的统一结构。这就要求不光对具体问题做单一的考察，还要注意多方面的审视；不光从经济上去找原因，还要注意到外交、军事、民族、文化、宗教、贸易、交通、地理及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对中西交往和社会开放过程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影响。
最后，对本书涉及的时空范围略加说明。
从时间上看，中西交往的大规模展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是后，西亚、中亚各地与中原联系日渐深刻，内容愈加丰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直至公元2世纪末，中西交往才受到中原社会分裂的影响而萧条下去。由于本文着重于探讨汉代中西关系的进程与特点，为突出交往这个主要方面，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故将汉代在时间上看作一个整体，而未严格分为西汉、东汉和王莽时期，加以个别的考虑和论述。同时，本书也不涉及中西社会历史分期的讨论。
此外，本书所说的“西”，绝非当今泛指的“西方”。汉代中西关系，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原与西方陆路交通的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这些地区包括中亚（主要国家或地区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大宛等）、西亚（主要是帕西亚）和东南欧地区（主要是罗马帝国的东部）。当然，在中西交通初创时期，中原与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即汉代狭义的“西域”）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这个“西域”只是在汉武帝伐匈奴并扩大与西部地区的交往之后，才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管辖的部分的，即使在此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的社会状况仍然与中原颇有区别。因此，从中西文明交流的整体来看，这个狭义的“西域”，不仅应被包括在中西关系的范畴之中，而且应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至于书中频繁出现的“西”和“西域”，其概念所指，或可广义，或可狭义，一般是不难从上下文中分辨出来的，不至引起严重的误会，因而似无必要加以严格的框定或一一加以注解说明。
［1］奥克·克瓦敦著，兰琪等译：《游牧帝国》，载《中亚史丛刊》第二期（贵州师范大学，1984年），188页。
［2］较重要的有关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等。
［3］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1865~1952年），瑞典人。他于1890年起先后八次来华从事旅行考察，深入至新疆、西藏、内蒙等边境地区，搜集了大量有关地质、地理、历史、考古、生态、气象、人文、民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和情报。1927年他参与组织并领导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数年间对西北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成绩卓著。他同时又在不断写作，仅有关我国西北史地的著作就有《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共35卷）、《中亚考察报告》、《西藏南部》、《西藏西部》、《冈底斯山》、《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绸之路》、《中亚战迹》、《我的探险生涯》、《长征记》等。
［4］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年），英国人。1900~1930年间他四次来华考察，活动范围主要在新疆、甘肃和内蒙。他对若干古代城郭遗址、丝路古道及汉代长城的发掘和研究颇有成果，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开拓了中国西北史地研究的眼界，而他将大批中国珍贵文物盗运西遁，则又给中外关系史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的主要著述有《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亚洲腹地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5］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年），法国人。曾在法兰西远东学院（河内）任职，后率一考察团于1906年取道中亚进入中国。在华八年期间，他主要在新疆、甘肃一带活动，获取大量重要文物资料并携往巴黎。伯氏在东南亚史、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通、蒙古史、西域史、敦煌学的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对匈奴西迁、吐火罗语言、佛教东渐、马可·波罗来华等问题都提出过新见地，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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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8）
［6］科兹洛夫（KuzmichPeterKozlov，1863~1935年），俄国人。他参加过六次对中亚地区的探险考察，尤其是对匈奴古墓群的发掘工作令人瞩目，使古代中国西部民族关系研究的历史资料为之丰富（见其《蒙古北部探险考察记》）。
［7］首篇《元也里可温考》发表于1917年，后多次修改，1934年定稿为《元也里可温教考》。其他三篇：《开封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
［8］例如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郑元芳译羽田亨之《西域文明史概论》，杨炼译藤田丰八之《西域研究》，傅勤家译白鸟库吉之《康居粟特考》，王古鲁译白鸟库吉之《塞外史地论文译丛》，杨炼译桑原骘藏之《张骞西征考》等。
［9］冯氏主要译著有：《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费琅）、《佛学研究》（普纪共司基等）、《史地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