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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谈判（3）
接近诺沃罗西斯克时，海上和沿岸的景致明显地变了。从阿纳帕起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海豚落在后面，朝着停泊在港湾的油轮和货轮游过去。 走上码头，投进父亲的怀抱。父亲一边仔细端详着我，一边说： “太好了，晒黑了，长大了，只是瘦得像个挨饿的印度人……” 这个绰号从少年时起就有，因为我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大部分儿童一样，实在太瘦了。不过，许多人后来长胖了些。我还是那个“干瘪老头”样子。这是我的第二个绰号。 “没关系，”父亲微笑着，牵着我的手说，“我们现在会把你养肥的……” 父亲被捕期间我们受穷挨饿，到现在他还感到内疚。 我们沿着陡直的舷梯走上甲板。妈妈在这儿等着我们。她显得那么年轻，容光焕发，非常快乐。她身穿薄薄带花边的白色衣裙，戴一顶奶油色阔檐草帽，蒙着面纱。她弯下腰来，亲吻我的额头。熟悉的“洛丽绀”香水的气味飘了过来，将我带向遥远的童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夜入克里姆林宫（1）
1940年一天深夜，我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 我加入了即将前往柏林与德国进行重要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在柏林，我翻译了莫洛托夫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会谈。 十一月的节日过后不久的一个深夜（当时我们一般都工作到早晨五六点），米高扬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又有新任务了。但是，我要面对的，是又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 “您必须马上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秘书处报到。我的汽车就在楼下。请您就用这台车，免得办通行证耽误时间。您会被送到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前。那里正在等着您。马上就走！……”他生硬地说。 我觉得他似乎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似乎不情愿地打发我走。当然了，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情况：今后我再也不会跟他一起工作了。 出了办公室，我跑进自己的房间，锁好保险柜，然后下楼。司机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等我说明情况，他已经沿着古比雪夫大街飞驰而去，穿过空无一人的红场，直接开向斯帕斯大门。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门口的值班员已经得到了通知，所以草草看了看我的证件，说了一句：二楼右拐，楼道走到底。很快，我来到了一个门前，标牌上字金光闪闪：“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接待室”。 对于我这一代人，这个职位当时意义非凡。它里面所集中体现的，既有最高权力符号，也有革命浪漫主义，还有内战时期的英雄主义，以及我们直接参与的新生活的建设。但最主要的是，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职位与列宁的名字密切相连，所以，现在担任这一职务的莫洛托夫，就像是他的直接继承人。 莫洛托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首席助理柯西列夫接待了我。他客气地请我坐下，然后就在通往隔壁房间的门后消失了。过了大约四五分钟，他回来对我说： “莫洛托夫同志在等着您……” 可以想象，我是怎样心里突突跳着打开了门。但莫洛托夫并不在这里：那是警卫的房间，这使我略微松弛了一下紧张的神经。开下一道门时，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然而，就在这间大厅里，靠墙放着一条长桌和几排凳子，也没有人。大厅的另一头上一扇门半开着，于是我朝着走了过去。进入办公室，我看见写字台后面正在低头看文件的莫洛托夫，是画像上非常熟悉的：硕大的、苏格拉底式的额头，夹鼻眼睛闪闪发亮，兔唇上一撮小胡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学者，甚至智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有列宁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斯大林及其忠诚、坚不可摧的战友才能在资本主义敌人的包围之中，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而当时我们都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国家走的是正确道路。当时我们经过强大宣传的处理，对所有这些都深信不疑。所以，在被莫洛托夫召见前不久，我被接收为苏共（布）预备党员时，我没有昧着良心，把作为列宁斯大林党的一员看作无上的荣誉，并愿意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员。 莫洛托夫终于抬起头来，眯缝了眼睛，看了看我，然后请我坐在桌子并排的椅子上。 接下来是详细询问，在哪儿，哪一年出生，哪个学校毕业，在哪儿学的外语，对德国的印象如何等等。然后，他突然地问道： “什么人在哪儿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掌握所有形式，学会以最快速度用一种形式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替换另外一种形式，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不由我们的阶级、不由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替换’？” 由于事出突然，我一开始张皇失措，更何况我明白：回答是否正确将决定我的命运。莫洛托夫考究似地看着我，我在脑海里开始翻腾最近一段时间里读过的经典作家。这段语录十分熟悉，我前不久还见到过……我最终想起来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 “正确。”莫洛托夫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走运了。要是莫洛托夫选了另外一段我所不熟悉的，那我肯定完了。为什么他单单选了这一段？也许，这跟前不久与德国关系中的大转折有关联吧？列宁这段话刚好能够证明强加给我国的策略转换是正确的。而对我来说，仅仅是走运而已。 莫洛托夫对我“深厚的理论素养”感到满意，最终决定向我解释，他为何叫我来。 “米高扬跟我说起过您。他认为，您很好地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明天，由我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就要去柏林与德国政府进行重要谈判。您有在德国工作以及跟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您同意吗？” 由于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我站起身“立正”，然后清楚地说： “为苏联服务……” 莫洛托夫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微微一笑： “您可以走了。” 我跟莫洛托夫，当时斯大林之后的国家第二号人物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了外交护照，当天晚上便乘坐苏联政府代表团的专列从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出发前往德国。 在帝国办公厅的谈判中，德方参加的人员有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以及两名翻译——施密特和辛格尔。苏方人员为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同样也是两名翻译——巴甫洛夫和本书的作者。第一天的谈判中，在跟希特勒第二次谈话之后，在帝国办公厅举行了招待会。莫洛托夫带了巴甫洛夫，而委派我起草给莫斯科的电文。当时，既没有录音机，谈判时根本没有速记员，所以翻译必须在会谈期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
夜入克里姆林宫（2）
我首先从解读这些记录开始。我坐在与莫洛托夫卧室相邻的办公室里，当时他被安排住在德国政府接待贵宾的贝维宫里。这件事上费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我请来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打字员——秘书处的部分人员也随我们来到柏林。女打字员刚刚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门突然打开，莫洛托夫出现了。他看了我们一眼，突然发作了：“您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明白吗？您…您已经口述了几页啦？”他神经紧张时，口吃得特别厉害。 虽然还没弄明白他光火的原因，我赶快回答说：“刚要开始。”“马上停下来，”人民委员喊道。然后走近我，抽出那张一个字也没有写的纸，看了看旁边一叠纸，然后略微平静地说：“您走运了。想想看，有多少耳朵想听到我们跟希特勒单独谈了些什么？” 他环视了墙壁，天花板，然后将目光停留在插着芬芳玫瑰的中国花瓶上。于是我全明白了。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麦克风，导线则可能通向英国、美国间谍，或者德国人那儿，他们都想知道，希特勒跟莫洛托夫谈了些什么。我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再次走运了。但我明白了，不能仅靠运气，应该自己注意。莫洛托夫发现了我张皇失措之后，用平静公事公办的语气说： “拿上您的记录，跟我走……” 这段时间一直呆坐着的打字员一溜烟跑出去了，我们俩来到卧室，并排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我来草拟电文，然后一张张转给您，您拿记录进行核对。如果有什么想法，直接写在纸片上或者给我写纸条。我们工作时不能出声。明白了？”“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原谅……”“别浪费时间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莫洛托夫许多从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没有追究这件事？因为在当时普遍怀疑的气氛下，他可以推测，我故意用高声口述的办法给什么人传递秘密情报。但他显然将这归结为我缺乏经验。 回程的路上，莫洛托夫将我请进自己的包厢。杰卡诺佐夫跟他在一起。 “我们这里商量了一下，”莫洛托夫开始说，“我认为，既然您参加了与德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谈判，就没有意义再回到外贸人民委员会去了。对于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您怎么看？”“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但我没有受过专门教育，能胜任吗？”“这并不重要，我们大家都得干各种事情。回到莫斯科我跟米高扬谈一谈。我想，他不会反对的。跟德国人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也许，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译。我调您到我的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