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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旅”当导游（1）
为了生计，我到基辅“国旅”做导游。 苏联政府为了展示集体化的成绩，不惜造假给外国游客看。 80年代初，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饭店遭劫并被打伤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我要讲一讲第一次见识“模范”集体农场的情形。 基辅来了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他们买的是豪华游，所以给他们配有专车和导游。我们最喜欢这种游客了。麻烦比团组少得多，并且翻译跟客人得到同样的伙食，并且在国内旅行时会有卧车“国际车厢”的一个床位，在最好的饭店里有一间客房。我刚刚被招到“国旅”，所以跟着已经有数年经验的翻译克拉拉实习。我们俩负责接待这对美国夫妇。 我喜欢克拉拉。她个子不高，但非常雅致，恰似一个陶瓷娃娃。虽然她要比我大三四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并且在一开始执行指导角色时非常严格。 美国人从头一天起就表示要参观一个集体农庄。克拉拉叫我把这个意思通知给服务处的主任法因伯格，回头他再落实，我们可以参观哪一家农庄。他手里的清单里，总共只有三家农庄可以带外国人去看。但是，每次都必须预先打电话通知农庄的主席，由于电话线路不好，这往往需要一天时间。到傍晚时，这些事情都办妥了。我将这次行程也通知了我的朋友斯捷潘，他是配给这对夫妇的“林肯”轿车司机。 在导游翻译班培训的时候，我在国旅的车队里打过一阵工，做帮工。我的工作是清洗汽车，给散热器里加机油，加水，以及保证出车之前油箱里有足够的汽油。当时，基辅还没有加油站。我跟斯捷潘一起——他也是司机当中最年轻的——每周一次开着卡车去铁路货场附近的油库。把几个大桶灌满汽油，将油桶滚到车厢，然后开回到车队，这批汽油一般保存在单独隔离开的地方。油桶放在高处，这样汽车开到跟前之后可以直接将汽油加到汽车的油箱里。先拧开油桶的盖子，把管子插进去，然后在管子的另外一端吸气。然后，一切按照虹吸原理自动进行。但是，有时也会把汽油吸进嘴里，所以得拼命漱口。 我跟斯捷潘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二十五岁，但他把我看作同龄人。他教我开汽车，所以，当没人的时候，他会把“林肯”交给我开。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俩邀上两个姑娘在城里开车兜风。 早晨，陪着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他一开始就叫我们按名字称呼他和他的妻子——苏西）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他读了很多关于集体化惨状的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沿着坑坑洼洼的一条窄道，“林肯”十分艰难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斯捷潘不停地踩着刹车。这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他提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询问了牲畜的品种，产奶量，种牛的能力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实习机会。并且，虽然我知道一般农庄，而不是模范农场的情况，但这家农场的状况似乎在说明，集体农庄的事情可以办好，可以使它成为盈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米丘林神奇苹果”，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奇迹小麦”，以及“创纪录奶牛”神话般的产奶量。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现在最好给外国游客看的不是悲惨的现状，而是光明的未来。所以，在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我们国家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女主人一边骂街，一边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购买必需品。但是，好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偶尔碰到鱼子酱或者是螃蟹，女主人一般会存起来，不让家里人碰。可是，当要接待外国客人时，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出来。于是，吃着美味佳肴，客人会想：这俄国人日子过得并不那么糟，有关困难的报道显然是夸大！ 所看到的一切给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跟畜牧场负责人告别时，比尔激动地说：“无论如何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切！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读到的，全都是撒谎！现在我相信了，跟个体劳动相比，集体劳动一点也不坏，甚至要好一些。有些地方我们还得向你们学习。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然后，稍微停了一下，问道：“可是，请告诉我，你们的农庄不是个例外吧？其他农庄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合理？”显然，比尔发生了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欺骗他。 “当然啦，当然啦！”畜牧场的负责人向美国人保证说，虽然他非常清楚，大多数农庄里，由于饲料不足而衰竭得站都站不住的奶牛，都用绳子帮忙拉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轻信的比尔满足了。 在农庄耽搁了太多时间，其时气温骤降。当时是初春，所以天气多变。起风了，开始下小雨。克拉拉不断催促美国人，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最终我们上了路，但很快就明白了，被拖拉机翻起来的土路已经没法走了。坑洼处变成了一个个水洼，沉重的汽车在路上摆来晃去。斯捷潘决定驶离土路，穿过田野直接开到公路上去。他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走了大约两公里之后，汽车彻底陷入了松软、潮湿的土里。我们试图将“林肯”推出来，结果车轮在泥汤里越陷越深。 比尔下了车，看看了情况之后平静地说： “没用了。我们陷得太深了。惟一的希望是俄国的严寒。”他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为自己的玩笑开怀大笑。 但是，这里一点也不可笑。严寒秋天才会有，所以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我们三人——斯捷潘，克拉拉和我——都感到非常担心。但美国人却非常平静。 “办法是，”比尔开始议论，“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是你们这里惟一不足的……” 当然，过去，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不光缺乏可靠的道路，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但是，比尔被畜牧场迷住了，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开始商议。周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干树枝可以垫车轮。天开始黑了。刺骨的北风也更大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车里过夜了。可是，基辅那边会多么紧张啊！一对美国夫妇失踪了！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送到饭店去。更何况两位女士穿得很薄。她们应该走到哪怕是有人住的地方，并且要是遇上顺路车的话，回到城里去。 最终我们决定，克拉拉陪着这对夫妇走，我跟斯捷潘在车里过夜。 三个人影朝着地平线方向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暗夜之中。我跟斯捷潘再次巡视了一遍“林肯”，车子在湿淋淋的田野里显得那样的孤立无援。斯捷潘发动了汽车，试着开动。结果是白费力气！最好不要浪费汽油，没办法，就得呆到天亮。我们俩钻进车子，点上烟。时间过得很慢。克拉拉跟美国夫妇是否走到公路上，有没有碰到顺路车，这些想法令人不得安宁。 我刚刚开始打盹，就听见敲窗户的声音。我放下玻璃，发现是比尔。难道出了什么事？出什么事啦？比尔大笑道： “别担心，没事。我让她们俩坐上一辆去基辅的车。但我自己决定回到你们这里来。想看一看，你们怎么从这里弄出去。” 。 想看书来
在“国旅”当导游（2）
我使劲忍住没有对美国人的轻率发火。 “您不该这么做。回城去是最好的了。并且您怎能可以丢下两位女士不管？” “这有什么？我们美国的妇女是独立的，可以保护自己。难道你们这里不是这样吗？那些人不错，他们答应把苏西和克拉拉送到饭店……” “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很独立的。可是，什么事都会有。现在，拿您可怎么办？上车吧……” 但我始终感到担心。有关躲藏在森林里“被没收财产的富农”的传言记忆犹新。这些饥饿和绝望的人们往往在夜间袭击单身的路人，有时也会拦截汽车，抢劫钱财和食物。也有过死人的事。现在平安多了。几乎所有的“林中弟兄”都被抓获了。可是，万一有一两个漏网的呢？并且当地居民也可能晚上出来干坏事。甚至在基辅也发生过抢劫。不过，这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了，父母亲和我遇到了打劫，并且是在市中心。在符拉基米尔街和符杜克列耶夫街的交汇处，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幢整整占了一个街区的大楼在内战时期被烧毁的废墟（这幢大楼后来得到重建，并且作了乌克兰科学院的办公楼）。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跟父母做客回家，从克列夏季克街下来，走过这片废墟。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从一堆瓦砾中窜出两个人，手里拿着手枪。 “举起手来！”我们听见了嘶哑的一声喊。 我们听从命令，都站住了。 其中一个劫匪在几步之外停了下来，用手枪对着我们。另一个走近母亲。 “把手举起来！”他喝道。 她举起了戴着戒指的双手。其中一个是订婚戒指，另外一个戒指上镶着一大块红宝石，还有一个是金质花瓣镶满细碎的钻石。 “卸下来……” 劫匪用枪管指了指金项链，然后是耳环。妈妈顺从地卸下来，放在劫匪的手上。劫匪将这些放进口袋之后，转身朝父亲走来，父亲依然举着双手。这一点救了他那老式上等山羊皮钱包，以及证件和钱。在风衣下面未系扣子的西装上衣摆向身后，所以，劫匪在胸前搜索之后一无所获。风衣的口袋里有几张票子，这使他满足了。劫匪拿枪对着我们，一边后退，慢慢地退到废墟后面去。突然，妈妈天生的自制力又回来了，她喊道：“请把两个戒指还给我吧！订婚戒指和那个红宝石的。这是祖母的纪念物。它对我非常重要……”并且她端直朝着枪口走了过去。我跟父亲还没来得及喊她回来，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拿走了物品的劫匪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捧戒指，项链，手链，张开手伸过来：“看在您勇敢的份上，请拿走吧，女士。哪些是您的？……” 妈妈走过去，用两个手指从一堆金银饰品中挑出了自己的戒指。 “谢谢。”她平静地说完，然后便回到我们身边。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劫匪突然之间却表现出了高尚…… “现在，留在原地十分钟别动。”又是那个嘶哑的声音，接着劫匪消失在废墟之中。 父亲责难母亲的疯狂行动，可是，她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戒指，根本就不听他说的话。 每次，我遇见类似情形时，都会想起来这个场景。类似的情形还不少。我也曾经撞到过劫匪的枪口。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并且不是在什么黑暗的角落或者老旧的废墟里，而是在华盛顿市中心，白宫对面第十六街的豪华饭店“亚当斯”里面。 当时，我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代表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我们研究所的所长阿尔巴托夫院士每次来华盛顿都住在“亚当斯”饭店。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国会议员索拉斯郊外的家里呆到很晚，子夜时分才回来。一般我将自己照顾的客人送到旅馆门前，告别之后便回家了。但这次阿尔巴托夫请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