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国机构的负责人。从外形上看，他跟伯格丹恰好相反——伯格丹的长相令人厌恶、丑陋、低矮、肥胖，令人恐怖，恶心。而阿尔马雅克则身材高大、挺拔，一头黑发修剪得十分齐整，是个高加索美男子，非常和气，甚至富有魅力——他是我们这个团体的灵魂，很好地扮演了憨厚的席间提调，以至于很少人能够猜到他的真实身份。当时，谁也没能料到，这个快乐汉子的仕途将如何结束。斯大林死后，1953年底在贝利亚一案中，他和哥哥伯格丹以及杰卡诺佐夫等人被审判后枪毙。 我们在斯维列格勒越过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而德国外交官从亚美尼亚抵达土耳其之后，大使已经没有必要庇护苏联人员。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馆负责这件事，很快苏联轮船“斯瓦聂地亚”到了，全体人员乘船沿着中立国土耳其的水域出发前往巴图米。我们这一小批外交官，其中除了大使之外，还有参赞谢苗诺夫，武官图比科夫将军，使馆随员克罗特基赫，我和我妻子等一起乘夜间快车前往安卡拉。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架专机已经在安卡拉机场等着接我们。只是由于安排第二天早晨起飞，所以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 杰卡诺佐夫，当时还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跟苏联驻土耳其大使一起，带着谢苗诺夫前去拜见土耳其外长。而我跟佳丽雅，图比科夫将军和克罗特基赫决定到城里逛一逛。 安卡拉就像一个大村庄，特别是与宏伟的伊斯坦布尔相比的话，那里的一切都在述说着奥斯曼帝国的富裕和排场。这里的街道尘土飞扬，无人打扫。在首都的主要干道上——阿塔赳克路——长着枯萎的小树。但是，在咖啡馆里，招待我们的是芬芳的土耳其咖啡，美味的甜食，果仁夹心酥糖，每杯咖啡另外给一小杯冰水。 这是革命后按照领袖凯末尔·阿塔赳克的意志新建的年轻城市。我们在这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名胜，如果不算那些异国情调、色彩鲜艳的小店，以及手工艺人的店铺的话。由于我们每个人除了希特勒分子允许携带的一个小手提箱之外，其他东西被迫扔在柏林，于是决定买一些必需品。在当时买到的东西中，保暖内衣和衬衣在战争其间都派上了用场。 跟送行的人们告别之后，我们登上了飞机。沿途只着陆了一次，已经在苏联境内，在列宁纳卡。山峰之间的谷地原来是一片沙漠。跑道则是安放在草土上的金属网。 下了飞机，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哨所。从那儿几个人朝我们这边赶来。这是当地的领导。他们得到通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即将到达，所以他们想安排一个像样些的迎接。他们用藤编的篮子，带来了整整一只烤乳羊，大饼，一大堆亚美尼亚干红葡萄酒，蔬菜，水果，东方式甜点。就在飞机旁边的草地上铺上了餐桌布，然后开始了招待。 甚至都没有人提到战争。从入侵之时到现在过了不到一个月，在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似乎没有感受到特别的惊扰。显然，领袖关于我们将在侵略者自己的土地上打击侵略者的许诺还在意识中起作用。由于不掌握前线事态发展的情况，所有的人都等待着，红军在击退敌军之后，将攻入德国境内，德国的工农则会调转枪口对付纳粹，战争以我们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在格鲁吉亚首府，我们也受到了隆重欢迎。杰卡诺佐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在这里保留了一套房子，他回了家，而我们其他人则住在了“第比利斯”饭店里。我们所住的豪华客房里吊灯地毯镜子大阳台等一应设施齐备，令人想起革命之前第比利斯的奢华场面。当时实力雄厚的法国资本致力于城市主干道的建设和装饰，现在这条街被命名为邵特·鲁斯塔维里。玻璃高顶的餐厅里响着音乐，客人很多，十分吵杂。晚饭之后，我们从阳台上观察着衣着讲究的人、基本上是男人，沿着明亮的大街缓缓散步，街两边是高大、枝叶丰满的法国梧桐。这里，战争给这个南方城市无忧无虑的气氛还没有打上不祥的印记。 次日清晨，我们飞往莫斯科。现在增加了杰卡诺佐夫一家：他的妻子诺拉·提格拉诺夫娜，和两个孩子——娜娜和列吉克。在罗斯托夫的短暂停留之后，我们沿着伏尔加河继续往前飞，因为担心在乌克兰南部积极活动的德军空军，在古比雪夫地区转向西部，绕着一个大弯。当天下午，在莫斯科的屋顶上盘旋数圈之后，我们降落在列宁格勒大街的中央机场。 首都在一个温暖、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接了我们。发动机停车之后，我们下了飞机，来到停机坪的绿草地上，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周围的寂静似乎是欺人的。所有这些时间里，我都在想着我国跟奸诈的强敌正在进行酷战。可是，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这种祥和令人吃惊。周围散发着热烘烘的三叶草的味道，云雀在天空自在地飞来飞去。不过，在列宁格勒大道上，却可以看见战争威胁的迹象。一座楼上悬挂的巨幅招贴画十分引人瞩目——一个俄国妇女表情严肃，高举起的手里是军人誓词，还有一句话：“祖国母亲在召唤！”我们的车子绕过了正在行进中的一队队不齐整的民兵队伍。一幢幢楼的正面描画着绿色与褐色的花纹奇异的图案，窗户玻璃上十字交叉贴着纸条。 就这样，在最初一刻里，莫斯科以严肃的战争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各回各家。而我再次遇上难题，因为已经不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所以不能指望在“大都会”饭店里的客房。杰卡诺佐夫要我们去铁匠桥，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阿拉赫维多夫那里等一等，他会替我们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 出乎我们的担心，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纳粹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之后，斯大林显然是想要讨好希特勒，跟这些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这些国家代表机构原来的房子都腾出来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街原来属于挪威使馆的一幢小楼成了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宿舍。那些战争刚开始就疏散回国，然后被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被临时安置在这里。阿拉赫维多夫将我们也带到了这里。 我们的房间里空荡荡的，但傍晚已经送来了两个折叠床，卧具，一张破破烂烂的写字台和两把椅子。我们这一层，在同样的几个房间里还住了好些人，只有一个洗漱间，所以早晨必须排队。不过我们两口子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有，所以奥斯特罗夫斯基街的这幢小楼便很好地解决了我们的住房问题。我们在这里住到了1941年10月16日，当时德军攻入莫斯科西北郊，外交人民委员部紧急疏散到了古比雪夫。 第一夜，空袭警报就吵醒了我们。妇女和孩子们下到地下室。其余人上到屋顶扑灭燃烧弹。我军空防部队的高射炮火无法驱赶所有的敌机。有几架轰炸机冲进了市中心，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看得非常清楚。在尼基塔大门一带爆炸了一颗重型爆破弹。赫尔岑街上的一幢房子被夷为平地，提米里亚泽夫的纪念碑被炸成了两半。在我们这里投下了许多燃烧弹。其中有两颗就落在屋顶上，我的身旁。我用沙桶把它们扑灭。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归故土（2）
早晨，杰卡诺佐夫叫我去上班，并告诉我，已经被任命为他的助理。他问道，我对此是什么意见。 “按照我的理解，副人民委员助理，是很高的职位。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工作。”我回答说。 “好，这值得夸奖。并且，柏林的时候您已经作过我的助理了。这里的工作要复杂些，但我相信，您是能够胜任的。祝工作顺利！” 我谢过他，并问了一下，自己具体的职责是什么。 “首先要熟悉国别及具体问题的材料，这些我的秘书主任马尔克洛娃和她的三个女助手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您必须在我每天上班之前，仔细阅读塔斯社的新闻简报，并替我挑出最重要的，审阅其他传给我的材料和电文，如果需要其他部门的补充材料，可以要这些材料并按照专题分类……” 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明了，归他负责的国家有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蒙古，中国和德国的盟国。此外，他还负责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财务，包括外汇资金，人事和领事事务。所以说，问题不会少。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1）
1941年9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 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在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1941年7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林的谈话是李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后，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后来，哈里曼杜撰出来了关于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于他名字的谐音（俄语中的“生病”一词），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说，“波莱恩病了”。这总是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于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斯大林不喜欢这个。他对莫洛托夫说： “为什么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惟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1年9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于，一扇高高的门打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1959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条胳膊长，另一条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换了！ 从童年时代起，教育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不知的领袖。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习惯于看见他君临万众。于是，少年人的想象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话般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后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后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后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枝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当时，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后，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顶着打死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但是，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到莫洛托夫那儿每次也都带着这支护送队伍。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过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从相反方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不，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的相遇对于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但是，总是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