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吗，这就是那扇门，像往常一样，伏拉西科将军在打盹。我开门，但是，门不听话。伏拉西科长身而起，用一只手拨开我。从深处传来的声音说：“您绝对不能进去！”地板在我脚下裂开，我飞速跌入深渊……每天夜里，“被逐出天堂”的场景以各种变化重复出现。 多年以来整夜工作到早晨的习惯，使我不能按时回家。当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编辑部收到的塔斯社新闻简报，英美国家的报纸。那上面时不时会出现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们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一切在不断地在提醒着，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应该扔开这些报纸，不要看见它们，但手就像伸向发痒的伤口般伸过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们，当年是我接受了他们，当时他们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迈出最初的几步，可现在都成了总领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对我而言这条路却永远关闭了。他们毫无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乐的胜利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而前不久，所有人争先恐后地请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两个海军的战友带着香槟酒来编辑部看我，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红场，那里到处是狂欢的人们。 特别难受的，是读到从雅尔塔会议发来的报道。似乎就在昨天，会议的参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克里木，进入拉瓦地宫，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四年来，我已习惯于一个念头，即在这些场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万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么是翻译？没有他，谈判的参加者就像聋子哑巴。翻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发现，需要他仅仅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而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个人。人消失了，但专业人员还在，但已经是另一个的躯壳。从前的那个从未有过，并且无关紧要。 理智上我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释怀。触及伤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断：我根本不仅仅是翻译，并且还是外交部长助理。不过，我虽然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个职位上作用有限。我当时过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抛开我。我记得“领袖”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没有不可替代的人”。许多比我更有才华、国家更需要的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遭到肉体上的消灭。我还活着，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内心骄傲的小虫子在继续吞噬。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我感觉到浑身酸痛，冷漠的粘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三十岁的我觉得自己衰老、无助。 我夜间的不眠使家庭生活变得复杂。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无可挽回地走向离婚。此后，有近乎于疯狂的迷恋，有不断的吃醋，和解和爆发。不过这些心灵上的创痛治好了病症，并压制了对“失乐园”的思念。 1953年3月，当斯大林死后，我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哀悼了他，但已经没有了被无辜开除的情绪。 在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不久，1954年4月初，在我的单身汉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科西列夫，他的声音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了，若无其事地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马上来一趟……” “领袖”死后，不久前还命悬一丝的莫洛托夫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由马林科夫担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贝利亚，同时担任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被委以党中央书记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认为并不重要。 最近几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几座类似克里姆林宫塔楼那样的高层建筑，斯大林非常喜欢。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其中的一栋里，搬进了外交部。为我准备的出入证放在大门口值班员处。我一方面激动，另一方面却不理解部长突然约见的原因。我来到七楼，这里是他的秘书处。我想，外交部从铁匠桥搬过来很好，并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我所熟悉的办公室接见我。否则的话，我的心里又会酸痛。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切都不一样。 当进到秘书处时，科西列夫要我直接进到办公室，部长正在那里等着我。 莫洛托夫还是那样坐在桌子后面，向我点头问好，并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里毫无二致。几乎这期间并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还见过他。他既没有问我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直截了当地说：“明天，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将在维也纳开幕。我们想派您去执行一项任务。据信，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总理约瑟夫·维特将出席会议。您必须结识他。最好作为报道会议情况的《新时代》记者前去。您将以这个身份向维特作自我介绍，请他就保卫和平运动为题接受采访。但我们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我们正在重新评估国际局势。我们有被隔绝的感觉。所以应当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局面。制订新的欧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维特在1922年的拉巴罗时期，积极看待与苏俄的合作。有关我们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其中也包括制定对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谈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 “是的。我会尽力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听着莫洛托夫说话，我一边在想：我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某种转折。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最近几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务和外交部机关之外。可他本人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给了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事跟出国有关。不过，当时在奥地利驻有苏军，可那里也有美英法的部队。而维也纳在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奥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个方向，包括西方。在当时，这种出国，尤其考虑到我的情况，是特别受信任的信号。并且现在是多年没见我的莫洛托夫对我表示了信任。这事，以及他事实上使我免遭贝利亚的毒手，让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毫无怜悯之心、以自己坚不可摧的“坚强”而自豪的人所不常见的。他从来不曾软过心肠。但是，我还是在想，改正对我不公的时机到了？可能是由于那些对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态度软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维也纳之行（2）
“当然，维特不必知道您带着政府的任务。”莫洛托夫解释说，“只需作一个暗示，即莫斯科的重要人物想了解他的意见，将会尊重他的意见。回来之后，向我提交一份详细报告。现在会给您发一个到奥地利的有效证件。明天早晨出发。维也纳的旅馆已经订妥。祝你成功。” “谢谢对我的信任。”按照我们的老习惯，我对党表示感谢，即便她——这非常少见——仅仅是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体制有时真的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运行！我刚刚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出来，科西列夫就将贴着我的照片、带国徽图章和出境签证的一本深红色小本交到手上。原来，这些年来，我的档案一直保存在秘书处，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领到了机票。 飞机早上七点从伏努克沃机场起飞。我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说一声。但后来才知道，列昂捷夫从莫洛托夫那儿知道了全部情况。 大使馆事先得到密码电报通知，派人在机场接了我。我住在被苏军司令部没收的“帝国”饭店里，它由经济部队管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在德国占领时期，这曾是一家豪华饭店，现在的样子令人失望。两部电梯中有一部趴了窝，房间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损坏的水龙头长时间滴水的留下的水渍锈。餐厅和咖啡厅关张，甚至没有办法烧水煮茶。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经过不许出国的十年之后，我来到了维也纳，并且肩负政府的重托。 晚上，我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开幕式。会场旁边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与会者，客人和记者。到处散发着新鲜咖啡、昂贵雪茄和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的“夏奈尔5号”。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有当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在那儿，我见到了罗素、约利奥－居里、伊利亚·爱伦堡，当然还有约瑟夫·维特。我决定不着急，不必过早操办自己的采访，而是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搞熟悉了，并且跟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建立联系。 我在这里遇见了当时非常风行的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辅时我们就认识。战争一开始，他就成了前线记者，但常来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波兰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波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她身材庞大、年纪已经不轻、身穿军便服，骑兵马裤，足登高筒长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显得小巧而年幼。当时，在前线流行着这样一首四句歌谣： 来了一份电报，措辞激烈， 指挥部里，有人心里颇为紧张。 来人是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 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 战争快结束时，科涅楚克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斯拉夫国家事务的副委员，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参加部委会。他一般坐在长桌的顶头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则带着滑头的讥笑说： “这个科涅楚克坐在这里，观察着，随后会把我们写进戏里去呢……” 在维也纳，上午和下午举行会议，晚上安排有文艺节目。市政当局的代表邀请我们到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后宫诱逃》，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以及政治性的夜酒会。我记住了那里上演的一个小型剧：舞台中央，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坐着一个演员，服装十分特别——左脚穿着红军的淡绿色军裤，扎在厚军靴里，右脚上则是美军军靴和高尔夫球裤。一边的胸襟、肩章和袖臂是英国式的，另外一半则是法国式的。一个戴阿尔卑斯帽的奥地利人跑进舞台，喊了声什么，演员的一部分身子，譬如说苏联的脚，有所反应，而整个人则身子坐在椅子上，保持不动。然后又跟美国脚、英国胳臂和法国胳臂重复了同样的事情。部分身体各自活动，但身穿四种军服的士兵却原地未动。最后，又一次跑进来的奥地利人绝望地大声喊道：“中国人来了！”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士兵跳了起来，在笑声和掌声中跑到幕后去了。当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奥地利人急于摆脱四国占领的愿望。 有一次，苏军政委邀请驻会记者到自己的官邸观看攻克柏林的纪录片。在休息期间，安排了有冷冻伏特加和各种冷菜的招待。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伺者送来各种饮料。我仔细看了一眼，竟意外地呆住了。他原来是拉克莫夫——战前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的厨师。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相遇，相互拥抱互吻，因为我们已经十三年未见了！我们一起回想起，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6月底，曾经一起被扣押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内，我跟拉克莫夫一起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安排早餐，后者曾经帮助我跟萨沙·克罗特科夫离开使馆与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会面。 约瑟夫·维特立即回应了我为《新时代》杂志作采访的要求。我们在他下榻的“大使”饭店见了面。这里跟“帝国”饭店完全不同，到处是奥地利员工保持的标准环境，到处闪闪发亮，前厅有地毯和植物装饰，电梯旁则是身穿制服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侍应生。他用无声的快速电梯将我送到需要的层次。总体而言，奥地利人在战后几年里已经安排好了生活。在装潢十分漂亮的商店里，商品和食品的丰富使顾客高兴。咖啡屋和街上的人们穿着考究得体，甚至可以说很新潮。到处都是鲜花。汽车当时还很少，但城里到处都是相对便宜、非常时髦的摩托车。年轻小伙子和头发搭在背后随风飘扬的姑娘们成为维也纳一景。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透过维特房间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圣斯捷潘大教堂色彩斑斓的高顶。客气的主人要了咖啡，我们在矮圆桌旁的藤椅上坐定。谈话首先涉及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维也纳会议。维特就保卫和平和参加这一运动的著名人士的意义谈了很多。与此同时，他对于运动未能取得群众性而表示了遗憾。这也是为何各国领导人能够忽视裁军的呼吁，并继续军备竞赛的原因。新闻界本来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眼下新闻报道更多地在歪曲，而不是阐明争取和平运动的目标。维特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的，“冷战”束缚了欧洲，她目前依然未能从第二次大战中恢复元气。这里，我得以十分恰当地提出最主要的问题。 “我想，”维特说，“欧洲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德国问题。现在，有两个德国。而我认为，华盛顿不会接受你们的任何有关邦联或者其他另外的两个德国的联合形式。美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西部，并不会放弃它。你们现在与波恩的关系非常糟糕。你们的宣传把阿登纳描绘成为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新法西斯分子。这在实质上是不对的，并使事情复杂化。事实上，阿登纳本人在过去曾经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他远非如此单纯的人物。当然，他是###的，但同时也是德国独特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友谊’成了他的包袱，他想与莫斯科展开对话。但是，贵方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那么，总理阁下，按照您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联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牌。首先，这是数十万战俘，这些人的命运令德国人担忧。战死在苏联领土上德军士兵的墓地问题也同样重要。当然，它更多地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许多的墓葬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在道义上，这对